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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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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12-30
第7版(国际)
专栏:

  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资中筠
编者按:此文是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资中筠同志的一篇论文,它对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现本报摘要予以发表。全文将刊于1989年第二期《美国研究》杂志。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对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人来说,却是风云变幻、内容丰富、值得思考和玩味。
中美两国今天的关系看来这样正常,交往这样频繁,而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在十年前却是轰动世界的新闻。十年以前,谁也不能想象,两国各阶层之间发展了这样广泛而深入的接触。这些都达到两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达到的规模。
如果说人民之间主要是发展友谊与了解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持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间究竟应该重信义、原则,还是重国家利益?对这个问题,我想借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叙述了著名的孟子与梁惠王义利之辩之后的一句评语:“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古人说的是治国之道,这里借用来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利益与道义原则从长远、宏观看,应该是一致的。在长年的争斗与不断调整关系中,各国逐步制定了一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这就是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现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肯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国家利益和道义原则的汇合点。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有一些互相制约的公认的准则,完全靠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正符合这一进步潮流。
下面从四个主要方面剖析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和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过20多年的敌对关系。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比较平等、友好、健康发展的关系,其重要的基础是《上海公报》中明确阐明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一点其意义十分重要。它有两方面的含义:1、贯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反对强权政治;2、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使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敌对的状态,同时区别于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8.17”公报又重申了两国遵守这几项原则的立场,具体的表现最主要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到了撤军、断交、废约,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历史,也在15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当然,如众所周知,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仍存在分歧。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还有一股支持台湾分离的力量,不时在中美关系中造成干扰的因素。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如果有可以被称为双方利益的汇合点的话,那么,这可能在于维持岛内局势的稳定,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不过,中美两国出发点不同,中国强调的是和平统一,统一是大前提。美国只强调和平,对统一问题始终态度暖昧。中国要求美国向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方向运用它实际存在的影响,美国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美国无关;而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诸如《与台湾关系法》等种种行动而使台湾问题始终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困难问题。
坦率地说,对在两国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远比美国重视。这是因为,(1)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很少是平等的,几代中国人的流血奋斗就是为结束民族屈辱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所倡导的,对于它的意义中国体会更深;(2)战后美国曾经干涉过中国的内争,后来又奉行过对中国孤立、封锁、并割裂中国的政策,中国认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是受害的一方,而如上所述,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3)两国目前国力悬殊,在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对等,从而造成不平等感。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尽管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政治文化以及立国的哲学理论不同,只要遵守这些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是与中国相比,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仍然相当浓厚。美国的外交最终目标仍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加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推行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注意尊重别国的利益。例如以“人权”为名,在西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等等,都是中美间不愉快的因素。而中国人看不出美国的利益需要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消极作用。
(二)中美关系国际背景的变化
战后40多年来,中美或为敌,或为友,都是双方各自决策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毋庸讳言,任何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都不可能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一定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考虑15年前中美关系的突破,10年以前中美建交的国际条件时,也不可能不把苏联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但是进入80年代后期,国际背景发生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的处境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更为突出的是苏联自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宣布进行改革,对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70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反思,提出“新思维”。重要的是,苏联要致力于如此深刻的内部改革,难以同时负担昂贵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必须调整和收缩对外的战线。
美国没有发生苏联这样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是美苏之所以能够达成中导协议,也是出自美国本身的需要。美国的经济也遇到相当严重的困难,对于沉重的军备竞赛的承受力决不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世界力量中心正在分散,美国发现自己左右世界事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
中苏关系的发展没有美苏关系走得那么远,不过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开始有希望逐步消除。如果印支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苏联能更进一步发挥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的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并不是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存在了,笔者也不同意世界已经实现“多极”之说。因为尽管影响国际局势的力量正在分散,但是美苏之外的其他力量还没有能成为一“极”的;美苏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但是无论如何,同中美建交时相比,国际形势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整个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涉及中美关系的国际因素也比当年更加复杂了。
当然,国际背景中不仅仅是美苏关系问题。美国是超级大国,在它的观念中,全球各地所发生的问题常与其战略利益有关。中国自认为属于第三世界,与美国处境不同。特别是对待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常常持批评态度。这是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是,在维护世界和平,在尽量争取热点地区局势缓和方面双方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该地区的繁荣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余地,重要的是要弄清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尽量发展共同点,妥善处理分歧。
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决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被动的因素。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10年来的积极发展无疑对于今天的国际局势缓和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考察和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时,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之外,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
(三)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中美关系
今天中国所执行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一般都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一周之后,中美建交,所以中国改革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改革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话,就不难发现,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带关系。
诚然,中国为现代化而奋斗非自今日始,不过今天比起以往,又有着新的奋斗基础:
1、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从曲折的历史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全民的共识。
2、过去,中国的大门为列强的炮舰所打开,后来又有过被迫的和自愿的闭关锁国的经历。今天则是完全自觉自愿地打开大门。今天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含义了解得更为切实、具体,追求也更为强烈。
3、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以组织全体人民实行现代化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的政府。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中心考虑,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有利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所以,实现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在美国方面,促进中国现代化符合美国的利益,似乎也是绝大多数朝野有关人士的看法。这是因为:
1、远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就认定在西太平洋的长远利益在于有一个既稳定、繁荣而又与美国友好的中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在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虽然亲美,却过于软弱,无力统一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而日益强大,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现在,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对美国说来,中国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没有利害冲突;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没有扩张野心;中国向现代化方向发展是历史潮流,美国在这过程中起的作用越大,同中国的良好关系也越稳固,同时也越有利于美国在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发挥其影响。
2、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朝着经济上加强市场作用,政治上民主化,思想上打破教条束缚,全面开放的方向发展。作为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当前的改革对美国更有特殊意义。
3、在政治关系正常化之后,经济关系的地位就日益重要,中国经济同美国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国即使进一步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大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美国的劲敌,而相反,中国目前还只是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将会有更大的吸引力。
基于上述理由,当美国政府和政界人士一再表示美国乐于见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一个现代化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时,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出于美国本身利益的考虑。
当然,目前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有一定限度。这里有美国的政策、制度等原因,也有客观能力的限制,在中国看来,最主要的,不应有的障碍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时,技术转让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杠杆。在中国出口武器问题上,甚至在中国的内政如计划生育等问题上都发生过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做法。另外,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作为后来者,客观条件相对不利,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加损害中国本来可以有的机会;从长远看,也未必对美国有利。
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估计,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阶段,遇到了比前一阶段复杂得多的问题,正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暂时受到某些挫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决策者对此如何估计,作出什么反应,必然影响对华政策。
总之,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中美关系有广阔的利益汇合区。因而有很大的发展余地;同时也存在种种限制。中国人如果以为可以主要依赖美国或任何外国实行现代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人如果以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慷慨行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文化交流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文化关系方面往往被忽视,实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1978年10月,也就是中美建交前夕,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书》,这是中断了30年的中美文化交流之后第一个正式协议书,从那时起在各个学术领域中以及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签订的交流协议已经难以统计完全,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各种层次,各种职业的人员互访;书刊、资料的互译互通;文学、艺术的介绍,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信息交流,其深度和广度都是10年以前难以想象,也是近百年来中美交流史上所未有的。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两国各自的利益以及两国关系意味着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
从中国方面说,似乎比较明显。一言以蔽之曰: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首先关心的是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的知识;借助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探讨美国发达的原因和建设经验以作借鉴。同美国的交往,实际上使长期闭塞的中国人打开眼界,接触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那么这种文化交流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两国经济力量悬殊,文化交往的资助大多来自美方,在美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看法,似乎是中国单方得利,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美国“行善”。果真如此,这是不可能持久的。事实上,美国积极推进对外文化教育事业有着长远的历史,而且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一大特色。
中美之间最早的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庚款“退款办学”。当年“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仇外”情绪使西方人震惊,八国联军侵华更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还有美国排华运动和清廷与美交涉的失败引起中国人抵制美货的斗争。美国希望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把自己同其他列强区别开来,便于争夺中国市场。当时这一主张倡导者之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封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
半个多世纪之后中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恢复了文化教育关系,而且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但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精神基本方向没有变。在1979年5—6月间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科学、研究、技术”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有关人士列举了美国同中国交流的“动机”。同庚款时期相比,提法略异,但实质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大大地发展了。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在成千上万中国青年思想成型的过程中接受美国的基本价值标准之一:“个人通过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自由”,是有重大意义的。还有人指出,如果在各个负责岗位的中国人许多是在苏联或日本受的教育,而与美国没有联系,那美国会多么吃亏!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中国,走到北京的王府井,望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忽发感想说,如果这样众多的中国人都反美,太不堪设想,美国无论如何应致力于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在十亿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中间,美国的形象如何,美国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这又联系到一个经常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在中国培养“亲美派”?过去,凡“亲美”者一定是反对本国人民,本国利益,于是美国的积极外向的文化宣传政策就被认为是“文化侵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1、在过去,中华民族长年处于民族屈辱,广大人民处于苦难之中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在华利益往往有很大矛盾,而外国有关当局则致力于培养忠于自己利益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侵略”之说有一定根据。
但是,文化本身并无敌友之分。文化上接受美国教育熏陶是一回事,维护民族利益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就以庚款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为例,他们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得力的传播者。他们中间许多人学习并欣赏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但是在40年代后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时,这些教授中多数都支持或参加了反美学生运动;美国出资在华办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成为这些学生运动骨干力量。所以在民族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对于多数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说来,民族立场始终是第一位的。
2、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文化宣传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当中如果有人“亲美”,当然就与爱国相悖。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文化渗透”进行谴责和批判。不过,许多本来很爱国的受过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到怀疑和迫害则是全然错误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美国麦卡锡时期,大批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和外交官,从美国利益出发,主张美国采取现实的对华政策,也被怀疑为“亲共”,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这样的悲剧应该一去不复返。
3、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文化只要有交流,就必然互相渗透,互相丰富。人类的共同文明因此得以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当然是以争取别国人民对自己有好感为目的,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有助于消除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在这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好与国家的利益汇合在一起。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可以纳入这一格局。
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有人面对当前民族文化的不景气担心失去中国的民族归属,因而对西方文化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无可讳言地在文化、经济上与美国差距太大,在相互交流中很难吞吐自如。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现在一旦开放,面对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产生种种矛盾摩擦和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提高,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解决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才能逐步取得心理平衡。当然,在美国方面也还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以及“美国中心”的心态。
本文主要谈中美关系中双方利益的汇合。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文化交流除了涉及两国利益之外,其本身还有超乎国家利益的价值。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体系目前正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向现代化蜕变,与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脱胎于欧洲,而又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全面深入地,无拘束地相互认识,相互探索,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应该占有重要的一页的。
作为结尾,总少不了要瞻望将来。我不想作预言家,但是对上面几个方面的分析,足以说明中美关系的前景。中美之间有广阔的利益汇合区,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两国关系稳定而健康地前进。但是也存在不少困难,要靠双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来促进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从长远看,两国人民互相深入了解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这也是我们以学术讨论会来纪念中美建交十周年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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