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名研究的价值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笔名研究的价值
贾植芳
笔名的来历，说来话长，我国古人称之为“别号”，据说始于周秦之际。但称为“笔名”，据我的推测，大约是来源于西文的Ｐｅｎ　Ｎａｍｅ的译名，那就应该是清末海禁洞开之后，西风东渐的结果。因为随着新式印刷出版事业的出现，杂志报章的兴起，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产生了真正以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因此，它应该既是我国传统的“别号”的一种新式继承，又是一定历史时代的新产物。
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因此，凡俗谣俳文、戏剧小说一类文学作品，都被目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受到冷遇，这就是这类作品的作者，大都署用别名的根本原因。但从历史上考察起来，中国文人使用别名别号，大抵又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中国传统文人，往往以风雅自命，以不求闻达为高尚，因此，别号就成为一种自我标榜的旗号；其二是，因其不容于时世，郁郁不得志，因此假言托喻，藉以明志见性。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后世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必须解开的难题。因为要了解其文必须知道其人，所以我们古人也编有《别号录》、《异号类编》一类的书，为解决这个亘古以来就有的难题，而提供资料或线索。
近现代中国是一个在激变中前进的国家，政治思想斗争特别剧烈，而旧中国的各代统治者，神经又特别脆弱。因此，作者用笔名发表作品，情况就特别复杂。除了传统的风雅自况或顾影自怜的旧式文人，在作品本质上成为商品的社会环境下，有些如马克思所讽喻的“三个便士式的文人”，为了招徕顾客，也用争奇斗妍的笔名招摇上市，以取悦于读者。从近现代中国作者使用笔名的主流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那些革命的进步的忧国忧民的作者，为了逃避当权者的迫害，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常常使用笔名，并且名目多变，换易频繁，鲁迅先生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次是混迹于文场的敌探文特，以及那些流氓式的文人，我们通称之为“文痞”的，也常用花样百出的笔名出现。总之，作者用笔名写作，情况虽然有千差万别，各有其需要或苦衷，但都是为了隐蔽自己，所以才化装上场，而这个使用目的却是一致的。
因之，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给读者和研究家提供方便，必须揭开这些斯芬克司式的谜语。早在３０年代，当时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袁涌进先生，便对这个课题作了开创性的努力，编出了一部《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但它收录的范围一般限于知名的作家，而且成书于１９３６年初，就是说，它收录的下限时间，只及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期。建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建立了起来，开设了专业课程，有了教研室；在全国范围内，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会，也纷纷成立。从４０年代后期开始，它又逐渐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东西方汉学家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面对这一新的历史形势，对漫长的３０多年间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广大作者群的笔名，作一次系统而精确的历史统计和查核工作，编纂一部收罗完备、材料翔实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便成为现时深入开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而迫切的历史课题。
徐迺翔和钦鸿两位同志编纂的百万字左右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正是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专著。全书收录了近７０００个作者的３万余个笔名，可以说是用笔名形式勾画出来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全史。它对于开阔我们的文学视野，开掘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