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 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意见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
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９日电（记者何平、张宝瑞）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今天下午在团中央会议室同北京１６所高校的４５名学生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
这次座谈、对话是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主持召开的。
在对话中，大家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广大同学的一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
座谈、对话开始时，袁木首先告诉在座的同学，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托他给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广大同学捎几句话：希望广大同学能够尽快复课。如果大家对国家事务，对社会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
袁木说：李鹏总理还特别让我告诉大家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人民日报》社论当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的。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深化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这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要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思考，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党和政府进行治理整顿，渡过眼前的困难。
袁木指出，应该说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不少困难，如果再动乱，再不稳定，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希望同学们和社会各方面努力支持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以取得预期的胜利。
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一位学生说，同学们提出的“官倒，官倒，不打不倒”的口号，反映了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腐败现象。同学们怨气大的是：中央查处官倒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人们希望能看到查处的结果。
袁木说，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采取打倒的办法，恐怕未必能达到目的。要解决“官倒”问题，主要靠两条：一是靠对问题的揭露。谁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都欢迎向举报中心举报。再一点是靠制度建设，比如现在推行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
袁木提供了几项数字：１９８８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３１３３０６件，其中包括“官倒”的经济犯罪案件有５５１８０件，审理结案的有５５１７０件，判决的有７４９２３人。目前有２７８４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１５８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举报中心，仅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就受理各种举报材料１４７０００多件，其中贪污受贿的５２０００多件，已立案侦查的５７００多件，万元以上的１５００多件。据监察部最近提供的材料，一年多来监察机关受理单位和个人检举控告材料７７２９７件，由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２５２５５件，到目前已结案１７７５７件，直接给予或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１２６９９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４３２人；建议给予党纪处分的１１８７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１５７１人。
袁木说，我列举这些材料，并不是说查处“官倒”和其他贪污受贿等问题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只是想说明一点，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惩处“官倒”和贪污受贿的，是决心要克服腐败现象的。但不加调查，用简单的“打倒”的办法，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后果。我再次代表国务院欢迎社会各界，包括青年学生对“官倒”等问题进行举报。
北京理工大学一名学生问：中国出现“官倒”，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现象，还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袁木回答说，“官倒”的出现，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讲，首先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因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从政治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法制，缺乏必要的制约，以权换钱，以钱换权，权钱结合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严重地存在；从思想领域讲，还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此外，政府决策上出现的失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在决策上也要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只靠一两次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学生问：您认为中国最大的“官倒”是谁？治理整顿以来效果如何？
袁木回答，关于谁是最大的“官倒”，我在这儿很难指名道姓地说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对康华、中信、光大、农业投资等几家大公司，审计署已经派了工作组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计。初步审计的结果已经出来，并决定在情况核实后，公布审计结果。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各地各部门对整顿公司的结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以公布，其中包括登报，接受群众监督，防止走过场。
要调整教育布局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学生问：许多同学提出教育问题，请问有什么重视教育的措施？何时兑现？
何东昌说，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教育领导小组，今年准备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中央全会。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包括思想品德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这里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的因素。我认为，教育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上的失误。要调整布局，包括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高教师待遇。首先全党同志要重新认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没有钱不行，北京市今年教育经费投资占全市财政投资的２０％，比去年提高了２％。全国要建立一种新的税种来改善教育，做到人民教育人民办。
陆宇澄说，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民族的素质、国家的前途。北京市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每年都有增加，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大计，因为教育以教师为本。为了吸引和动员更多的学生上师范，我们将创造一些条件。
袁木说，今年国家的财政收支相当紧张，相当困难，但由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还是要由去年的３２０多亿元增加到３７０多亿元，增加５０亿元，增长比例是１５．４％。知识分子待遇低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这一失误，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问：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对胡耀邦辞职没有做出解释。既然说胡耀邦对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又要让耀邦同志辞职呢，请问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吗？
袁木说，这是党内的问题，我作为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不便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党员，我愿意谈谈我的看法。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忠诚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党中央对胡耀邦同志已经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７年初提出辞职，他对自己在那段工作期间的缺点做了自我批评，他觉得自己不适宜做总书记工作，主动提出辞职，当时曾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
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说，要求新闻说真话是学生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我们要求新闻报道全面、真实、及时。如果新闻不自由，民主建设也无从谈起。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袁木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草拟新闻法、出版法，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今年有可能拿出草案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是记者出身。据我所知，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新闻报道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有时当他们感到有些报道难以把握时，也往往会将稿子送到有关部门审阅核实。报禁问题是指旧社会的新闻审查制度，有时对一些新闻报道，检查官不让发，补别的稿子排版来不及，就会出现报纸“开天窗”的现象。现在没有这种现象。
何东昌说，新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报纸上的每一行字，每篇文章都要对读者负责任。
袁木补充说，根据宪法，新闻报道享有自由，同时，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因为报道承担着社会责任，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不能有什么报道什么，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学生和公安战士要互相谅解
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学生提出，在４月２０日学生游行和静坐过程中有警察打学生的现象。
袁立本说，“４·２０”那天，我在新华门现场，我看见有人从后面朝武警战士扔汽水瓶。游行队伍走后，新华门前有许多汽水瓶渣。有人传言，有警察带警棍，用大头鞋踢学生。根本就没有持警棍和穿大头鞋的警察。有关部门规定，武警上岗必须扎皮带，穿胶鞋，公安干警中有些人穿的是皮鞋，但没有大头鞋。如果有人看见警察带警棍，请指出来。有关部门对武警和公安人员经常进行文明执勤、严守纪律的教育，不准打人。当然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的比较年轻，不能保证上百上千个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都不犯一点错误。公安干警也有挨打的，希望大家相互谅解。如果有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过激行为，打了人，查有实据，也要依法处理。我们已做出规定，凡是有学生反映武警战士或公安人员打人的问题，武警部队或公安部门都要派人到学校找到他，核实情况，做出处理。
只要不触犯法律，一概不究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提出，“４·２１”、“４·２７”两次学生游行，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欢迎，有的把钱、烟扔给大学生，有的喊：“大学生万岁！”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民心所向。
袁木说，大多数同学怀着满腔热情，要求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愿望与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何东昌接着说，同学们在游行中喊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如果有人混在队伍中，提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生参加。搞动乱谁高兴？一些用心不良的人高兴，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右翼势力高兴，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支持信。
袁木希望大多数学生在保持满腔热情时，要多一点理智和冷静。
袁立本说，北京有１０００万人口，流动人口近２００万。２７日学生游行那天，北京有３０多万人坐不上公共汽车，有许多人取不到牛奶，换不上煤气罐。这一点《北京日报》今天已作了报道。游行使交通严重阻塞，影响生产。
袁立本说，现在发现有人到中学串联。大学生有满腔热情的一面，也有理智的一面，但是中学生一旦乱起来，局面就难以控制。希望不要去中学串联。关于游行问题，同学们可以做个调查，许多国家有游行法，到什么地方游行，如何组织，甚至连哪些口号不能喊都有规定。在有些国家，如果违反游行规定都会受到制裁，使用警棍和警具就不必说了。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问，学生游行，为什么用解放军阻挡？
袁立本回答说，我们的游行十条是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违反了这一规定，因此我们对游行不赞成。北京的警察不多，学生游行时又要防止有坏人趁机捣乱，为了保护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商业区也分散了不少力量。这样做是从全局考虑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问：既然把极少数人同广大学生分开，那么中央对学生运动将怎样评价，对运动的组织者如何对待？
何东昌回答，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任何人，哪怕说过一些出格的话，做过一些出格的事，一概不追究责任。袁木表示完全赞成何东昌同志的意见，并表示将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国务院有关部门。
对党要有基本估计
清华大学一学生问：许多同学反映现在党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根据有人画的“关系图”，一些干部子弟凭借裙带关系获得高级职务。请问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袁木说，关于党风，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我想说一点，对我们的党还是要有个基本估计。应该承认，这几年党风问题确实有日益严重的趋向，这是事实。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党还是好的。学生们不是也打出了“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吗？如果这个党彻底腐败了，变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
他说，近１０年间，党和政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这１０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由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包括由于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以及实行对外开放以后的一些消极影响，所以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党风不正的问题。但是，党是有决心、有信心克服这些问题的。
袁木说，至于“关系图”，这要分析。有些人把与领导人同姓的中青年负责干部说成是某领导人的儿子，不同姓的说成是女婿，有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有的出入很大。总之，我不赞成画“关系图”这类的作法，像“文革”中搞的“百丑图”，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
北京建工学院一学生问：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领导干部应该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但有的领导却一个星期携夫人打一次高尔夫球。
袁木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机关要带头过几年紧日子。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已经决定，从今年起，夏天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因为那样会增加财政开支，造成交通紧张，与过几年紧日子的要求不相适宜。
他说，中央还决定，从现在起，国家不再进口豪华轿车。
北方工业大学一学生说，中央说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有贪污行为都要进行查处。如果有，请公布事实。
袁木说，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中，不论是哪一级干部，如果有贪污现象，一定严肃查处。但让我现在就公布事实，这很困难，不仅仅在于我并不了解全部情况，更在于我讲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因为，许多问题的查处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这点，请大家能够谅解。
对话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但不包括非法成立的组织
有些学校的学生提出，对话应在同学生选举的、能够代表学生的代表中进行，并希望同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直接对话。
袁木说，我认为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相互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袁木和何东昌明确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对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主持座谈对话的全国学联负责人表示，今天的对话气氛很好，今后愿意继续组织这样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