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之夜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莫斯科之夜
张守仁
圆柱大厅里，尤里·邦达列夫正在做关于托尔斯泰的报告。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幸福的开始，快乐地降临世上，但不可避免地将以生命结束的悲剧告终。从生到死、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应该怎样度过？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难道不正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同代人和后代人生活得更快乐吗？
那天是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２日。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出席庆祝托尔斯泰诞辰１６０周年纪念晚会。我坐在大厅的第一排位置上。我知道，列宁曾在这个举世闻名的大厅里作过演说。高尔基曾在这个大厅里留下过足迹。我所敬仰的苏联许多艺术家、作家、科学家的声音都曾在这里回荡。几十只大吊灯、几千支仿烛壁灯，把讲台前侧放着的三篮鲜花，照得熠熠生辉。台后面挂着一幅托尔斯泰的画像。他那慈祥的目光凝视着我。在这庄严的时刻，我的感受很多，一时理不出头绪。
邦达列夫继续作报告，可我的思想开了小差。我想起他在《瞬间》那本书里的一段话：“与宇宙光阴相比，人间的一世纪只不过是一瞬间。但是，一个人只要震惊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开始珍惜自己生存的日子，就会为历史上的痛苦矛盾和现实的含义而思索……”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大地的骄傲，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这位巨匠，不正是为历史上的痛苦矛盾和现实的含义而思索了整整一辈子吗？
晚会由苏联作协主席马尔柯夫主持。出席盛会的有苏联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党和政府的领导者，还有国外来宾。
戈尔巴乔夫也出席了晚会。七时整，当主席团出现在台上时，人们热烈鼓掌。戈尔巴乔夫微笑着向大厅里的人招手。他穿一身黑西服，内着淡青色衬衣。额角很高、很亮，显得精力充沛，但两鬓已经斑白。接着主席团就座。前排共九个位置。正中就座的是马尔柯夫。马尔柯夫左右两侧各两个位置上，坐着的都是苏联著名作家。戈尔巴乔夫却坐在左侧倒数第二个位置上。那天是作协和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作家是中心，是主人，而领导人则坐在旁边。整个会议期间，戈尔巴乔夫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个发言。我没有见他抽烟，也没有见有人开会期间向他请示什么。因他离我仅五、六米的距离，他的面部表情、他的眼神，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自始至终显得自然、平等、随和，很有民主风度。
我望着他那宽阔、发亮的额角，不禁想起了他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学会生活在世界上的艺术》等著作。我赞赏他对当今时代的独特思考。他认为：“世界是一个确定的整体。我们大家都是地球这一艘船上的乘客，所以不能容许这艘船倾覆。第二艘诺亚方舟是不会有的。”（《改革与新思维》第四页）我欣赏他常到城乡各处，深入普通人民中间，倾听他们的心声，同他们真诚、耐心地对话。他说：“生活鲜明地证实了，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在革命形势下，要是向人民说真话，人民就会展示出惊人的倾听、理解和响应的能力。”（《改革与新思维》４４页）
戈尔巴乔夫注视着报告人，我却注视着戈尔巴乔夫，浮想联翩。不以官位高低来排座次，与会者习以为常，并不惊奇，我却因在北京少见而留下强烈印象。我想到，这样的就座有它的科学性。因为，严格说来，领导者不是智慧的化身：既是科学界的权威，又是文艺界的内行，更是教育界的专家，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说到底，智慧是在人民群众之中，是在各界精英之中。
那天晚上，中国作家代表团要乘夜航机飞赴撒马尔罕，所以没有听报告会后的音乐节目，中途退场，离开了圆柱大厅。我们在红场边找到了苏联作协的小汽车，穿过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驶向伏努科伏机场。
我坐在小车里向外张望，莫斯科的街道上，逆向和顺向两股车流，风驰电掣般地涌动。流泻着的无数前灯和尾灯，令人眼花缭乱。路经莫斯科河上的铁桥，瞥见秋月的光辉在河面上闪烁、跳跃。离开闹市之后，路边一座座白桦林扑进灯光里来。莫斯科变得幽静了。司机打开了车上的收录机。一支熟悉的歌曲在车内荡漾：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欢畅，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