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是个重大课题——六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复制链接]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专论

廉政建设是个重大课题
——六个典型案例的启示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　全树仁
最近，我同有关同志一道重点解剖了六起典型案件。这六起案件涉及近40个单位上百人。这些典型案件告诉我们，党组织必须把不断增强反腐蚀能力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反腐蚀斗争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六起案件都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不法分子瞄准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拉拢腐蚀。沈阳市建行城建支行于1987年7月至1988年11月与不法个体户杨人杰、杨人龙兄弟二人搞联建。城建支行给“二杨”贷款520万元，将其私人经营的东方快餐店两间平房改造为3400平方米的四层楼房，建成后一半给“二杨”搞营业，另一半由城建支行使用。“二杨”从联建贷款中骗取数十万元现金后，先后用十几万元在办理贷款、审批项目、动迁、人防工程等手续中行贿，共有十几个单位的15名党员干部被拉下水。这些人受贿后，尽力为“二杨”进行非法活动打通渠道，大开方便之门。再如，沈阳的“黄金”案，也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原沈阳市轻工局局长朱正标与香港龙华实业公司经理叶立发相识后，在1988年9月至10月间，叶先后五次走私黄金首饰4550多克，从香港带到深圳、珠海和沈阳非法贩卖。朱接受叶两枚金戒指和一条金项链后，不仅帮助叶销赃，而且在叶案发后还为其窝藏金戒指111枚计588克，成为外商违法活动的保护人。
第二，一部分国家干部把为基层和群众服务的关系变成权钱交易，有些干部甚至敲诈群众。盖县农行西海营业所主任杨永泉1984年以来趁渔民养虾、收海蜇急需贷款之机，向60余家贷户索受贿赂近40万元。杨永泉还把索受贿赂的赃款，以2分1厘的高息再贷出，从中牟利。省农机供应公司经理何首民利用手中的农机分配权索贿，谁给钱就有拖拉机，不给钱就没有。他于1987年以此手段向法库、庄河两县农机公司索贿、受贿6000元。
丹东市公园管理处处长林乐民，1988年4月以搞“招待票”为名，骗、盗游江船票40本，私自指令售票员卖出，将1.4万余元票款窃为己有。他还利用职权卡公园内的个体户的
“脖子”，凡是不给他送钱的，他就故意刁难，先后十几次向两名个体户勒索8000多元。
第三，这些人往往都打着各种“保护伞”。有的犯罪分子打着改革的旗号，捞取政治资本，掩盖经济犯罪。“二杨”与沈阳市沈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瀛勃的权钱交易明显具有这个特点。“二杨”认为，捞大钱、发大财，必须有政治靠山，于是施用了种种手段。先是在自己经营的快餐店里为脖子上挂钥匙的小学生开办了“小学生餐桌”；又从骗取的贷款中拿出3万元捐赠给少儿艺术基金会，捞得了政治资本。他们还按张之所需，相机用重金“铺路”。张病愈出院，“二杨”每周送一次食品为其补养身体；见张使用黑白电视机就送去彩电；听说张买钢琴欠了债，便送去2000元现金；张在区委换届前需要进行“活动”，即送上1500元做“活动经费”；张分到新居后又为其装修了房屋。张在“二杨”政治欺骗和重金贿赂下，成了“二杨”的政治靠山。
有的犯罪分子用金钱编织“关系网”，向领导干部或单位职工施以小恩小惠，因而得到本单位和少数领导人的袒护。何首民索贿受贿案发后，其所在单位有的人为其出假证，甚至有20多人联合签名保他，还有的领导人对查处他的问题采取消极态度。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面暗地里索贿受贿，装入自己腰包；一面让职工在奖金、福利等方面也得到实惠。
教育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筑起抵御腐蚀的“铜墙铁壁”
六起案件中一些人违法乱纪，腐败堕落，都有一个思想逐步演变的过程。有的是在商品经济中为了个人“致富”，经不起金钱的引诱，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杨永泉。他原是一名朴实的基层干部，1984年当农行营业所主任后，开始有的贷户送烟酒等礼品，他认为是不义之财，收下感到害臊。后来他看到这个富了，那个发了，而自己光靠工资怎能富起来呢？于是“思想长了毛”，做起了“权钱交易”，最后成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拜金狂。
有的是“官欲”、“权欲”膨胀，追求名利地位，一旦掌了权，就无视党纪国法，大搞以权谋私。何首民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农机供应公司工作，1985年被任命为省农机供应公司副经理，1987年4月提为经理，是个提拔较快的年轻干部。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升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为了“升官”，不遗余力苦心钻营。1987年他从公司拿出4500元钱送给局领导。他说：“我是局长接班人，得把局领导摆弄明白，特别是让一、二把手有好感。”
有的政治上消沉，追求生活享受，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理想、道德、信念，置党的组织纪律于不顾，为所欲为。孙绍华对政治漠不关心，平时很少学习，连上级召开的会议，他都让副职去，自己从不参加，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搞关系上。几年中，他批了一些“白条子贷款”、“人情贷款”，谁提出不同意见，他就说：“我有权，我说了算。”中央三令五申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而他却置之不顾，有关同志给他看上级控购文件时，他说：“你别管，出事我负责。”他所领导的丹东市建行几年中多次发生违法违纪案件，愈期贷款1987年底已达3000多万元，到1988年底增到5153万元。他毫不在乎，反而身兼这个“经理”、那个“经理”等社会职务，为离休安排后路。
这些年来，党组织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不讲世界观改造，特别是很少讲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信念，不讲奉献精神，不讲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致使追求个人致富，一切向钱看等，资产阶级的金钱万能的腐朽思想在党内蔓延开来。有的干部掌权后脱离了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由追求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直至大搞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是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认真吸取的教训。
把党组织建设成为反腐蚀斗争的坚强堡垒
从对六起案件主要当事人所在党组织状况的调查看，党组织存在的共同问题是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
首先，在一些单位党组织形同虚设，党的生活会流于形式，一些单位实际上是“以政代党”，有的人则“以权压党”。党支部或党小组会愿意开就开，不愿意开就不开；领导班子生活会不健全，有的根本就没开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孙绍华是丹东市建行党组书记，从未召开过像样的领导班子生活会。在班子内个人独断专行，不许别人讲话。在一次会上纪委书记反映一个下属单位发奖过多，缺乏监督。孙大动肝火地说：“你还要监督？你给我出去！”当即将其赶出会场。杨永泉被捕后交待思想时说：“过去别人送钱、送东西，我不敢要，因为那时党支部、党小组几天就开一次会，哪个党员有了毛病，支部发现快，当面就批评，谁也不敢轻易犯错误。近些年党的民主生活会是个摆设，四五年来我从未向党组织汇报过思想，党组织也从未找我谈心。如早有人敲打，我也可能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
其次，上级党组织对下属单位疏于管理，放任自流。这些人所在单位的上级党组织很少下去了解党的建设情况，很少派人去参加下属单位党的组织生活。如省农机供应公司党委书记一次要组织党员学习中纪委关于对行贿受贿的党员要开除党籍的规定，而何首民坚决反对，并说“出了事我承担”。党委书记将这一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上级却无声无息。
制度松弛，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的组织就成了一盘散沙，失去了战斗力。党不管党，管党不严，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丧失战斗力，一些党员干部失去党内外的监督，成为特殊党员，这不能不说是那里发生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干部的提拔、考核、管理上存在着重才轻德，忽视政治的倾向。六起案件中的几个干部，都在提拔使用上只看才不看德，对他们的考核也只看表面现象，没有从本质上考察，甚至以某些领导人的个人印象好为依据，对干部发现了问题也不及时处理。平时疏于管理，没有建立组织考核与群众监督的制度和干部回避、交流制度，这也是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