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最是祖国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共和国与我

　　情深最是祖国恋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张景韬
《共和国与我》征文活动到此结束，感谢广大作者、读者的支持，日后将公布获奖名单。
——编者
今年的国庆节好热闹啊！可是我的家却显得很冷清，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出国定居了；哥哥、弟弟、妹妹们也早已离开了大陆，现在这里只有我和老伴。“每逢佳节倍思亲”。不过，对于我来说，“情深最是祖国恋”。
我1931年生于香港，父亲原是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家庭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但是，那种当亡国奴的耻辱，我却无法忍受。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期间，规定学校不论高低年级，只准教一本书，即《东亚共荣》。我恨透了日本鬼子。于是，只身回到祖籍广东省中山县上学，后来在广州读完高中。
1949年，我亲眼看到了广州的解放，中国人不再受人欺负了。我记得，当时我高兴得好几晚睡不好觉。虽然祖国还很贫穷，但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生养我父母、祖辈的母亲啊，把她建设好，不仅是每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义务嘛！所以，我谢绝了亲人的再三劝阻，弃学从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的一份赤子之心没有被理解，有人还说什么“张景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跑到部队里来吃苦，肯定怀有特殊的目的”，“文革”期间甚至有人公开说我是国外派来的间谍。听到这些我痛苦极了，但我报效祖国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名誉终于得到恢复。
1979年，组织上批准我到香港和新西兰探望离别了30年的兄妹。到了香港，我的亲人由于种种原因，对我们的现行政策不够了解，再三劝我留下。我的弟妹都说：香港是你的出生地，按这里的规定，你可算香港公民。并且说：在这里，你无须工作，只要继承父母遗产，就足够你享受一辈子。其实，他们并不了解我。我历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物质享受外，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就是精神生活；如果精神贫乏，财富再多，也不一定幸福。所以我对他们说，你们讲的我都知道，但我的归宿在大陆，我离不开我在那里的事业。我还用我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向他们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后，我毫不犹豫地按时回国了。
1987年，我和老伴又一次前往香港、新西兰探亲。我的儿子现在新西兰当上了一个公司的经理，他和妻子每人有一辆“丰田”小轿车，还自己买了一栋小楼，还有花园。到了新西兰的奥克兰，儿子开车带我周游了整个新西兰。在旅游的路上，儿子再次对我说：爸，来这里吧，什么也不要了。我说：孩子，爸爸是中共党员，怎么能什么也不要呢？爸爸从一个亡国奴到教授，不是党的培养，能成吗？更何况我离不开40年养育我的祖国、人民啊！还有我的师长、朋友、同志，特别是我的上帝——病人。
“病人，病人，你来这里照样可以医病，这里的医疗条件比国内好得多”。
“国内医疗条件虽差，但我发挥的作用不一定比在这里小，也不比你叔叔伯伯的小。”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如果比财富，我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也有我的“财富”。我是主任医师，这些年来，我医治的病人无法计算。1983年以来，我与他人合作的医学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的就有35篇，搞出的科研成果13项，而且项项得奖。由于在心血管病的医治上有一些建树，我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心血管专业组组长，还担任了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心血管内科协会副主任委员、全军心血管内科学术委员会委员。这些难道用金钱能计算得出来吗？所以我向孩子们解释：人各有志，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的根在中国，我爱那片国土。生我者父母，教我如何做人的却是党、是祖国、是军队。能把我的一切献给祖国，是我终生的幸福和满足。
就这样，我第二次出国，又按时回来了，从万里蓝天回到了丰收的大地，回到了我离不开的工作岗位，心里觉得踏踏实实。
（吴思才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