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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只能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论近年来的学风问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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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11-01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学术研究只能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论近年来的学风问题
敏泽
近年来,求实的、严谨的学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引起了学术界和文学理论界普遍而深刻的忧虑和不满。八十年代中期,虽然也有人不止一次批评过这类情况,笔者也写过一篇《“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红旗》1986年第19期)的文章,引起过一些人的重视,但这一情况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见转机,相反,在前几年却愈演愈烈,颇有不可抵挡之势。因此,现在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重视,确立正确的学风。
人们知道:科学研究是一种十分艰难而严肃的事业,谁想要献身于这个事业,并有所贡献,谁就必须准备付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艰苦的劳动,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研究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研究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还是从先验的抽象思维出发,这在认识论上是两种认识原则的分歧,在学风上是两种学风的对立。
前几年,占有对象的一切有关资料、“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的公认的科学原则和态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慢和嘲笑。不止一个人公然提出:搞研究根本没有必要从资料入手,从资料入手,就是所谓的“爬行主义”;搞某项研究,根本没有必要从浩如烟海的资料入手,只要在现有成果中翻筋斗,就足够了,以及搞研究有两种,一种重资料,琐琐细细,没大出息;一种不重资料,却善于创造体系,等等。这些“理论”、学风的倡导者中,包括被一些人誉之为“青年领袖”的李泽厚先生,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特别是在中青年中造成了广泛而极其有害的影响。
从事学术研究而又如此轻视资料,特别是轻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来说,这真是有些类乎盲人摸象的。但就是这样的理论,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风靡一时,颇受到一些人的推重和青睐,在学术发展史上,这真是十分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搞学术研究可以不重视赖以立足的顽强的事实,就只能是天马行空式的编造,或凌空蹈虚的臆说;在已有的成果中翻筋斗,最多也只能是新时代的牛浦郎。重视资料,固然历来确有“琐琐细细,没大出息”者,但轻视资料,却与任何严肃的科学精神和态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严格说,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论断、“体系”的创立,就只会是、也不能不是随心所欲的、经不起推敲驳难的。胡适之先生当年提出过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学风,曾引起非议。但是,最近几年来,在一些人那里,却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大胆假设”的勇气十足,“小心求证”之心缺如,甚至连一点起码的“实证”态度也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更是相去甚远。
正是在这种时髦“理论”风尚的影响下,前几年的不少文章和学术著作中,出现了一些少有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或引证系辗转相抄,鲁鱼亥豕,以讹传讹,就妄下判断;或引证资料并未弄懂,就望文生义,甚至张冠李戴加以引申;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就以偏概全,视为当然;或基本知识准备十分欠缺,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学科领域中畅其“宏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美学知之不多,就从总体上概括其特点,居然列出了一、二、三、四(据一篇材料的统计,前几年的所谓“文化热”中,数百篇文章中的80%就是这样写出的);于中西文化未作深究,就妄事比较,断定它们各有特点甲、乙、丙、丁,等等,结果是歧义丛生,错误百出(甚至连中学课本中都有的历史知识,在“专家”的论述中都会弄错),蔚为文坛奇观,使人慨然叹为观止。
如果不是停留在对于这一现象的愤慨,冷静地做些分析,就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这首先是以毁灭文化为特点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刻的后遗症。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文革”中,知识成了罪孽,无知成了无上光荣,白卷先生可以雄踞榜首,遑论什么严谨的学风?学风败坏问题后来并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阴魂不散;又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一代正在学习成长中的青年耽误了学业。“文革”结束后,一部分被耽误了、身在学术岗位的青年人,以废寝忘食的态度从事顽强的学习,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对学术坚持科学的、求实的态度,逐渐健康成长起来;另一部分人则空自嗟叹,不肯付出这样顽强的劳动,又急于成名成家,不是走实至名归之途,而是千方百计别求“捷径”和“窍门”,不是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而献出身心,把“科学的入口”视作“地狱的入口”,准备付出艰辛的劳动,而是别有寻求。这种病态的社会心理状况,为不正的学风的滋长和泛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是,前几年对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鼓吹,以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正,极大地败坏了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美好的道德品质,学术道德品质不能不受到这种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这对不良学风的发展、泛滥无疑成了一种最有力的催化剂。在一个时期中,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噪“创新”,“新”的就是好的,有时竟像市场上假货充斥那样。一位青年学者在前年的来信中曾经愤然地指斥这种情况说:“这段时间内,文坛上货色齐备,几乎和市场上的假货同步竞争,搞得人有点目迷五色。这哪里是什么时代的要求?分明是有的人故意兴风作浪,沽名钓誉。”“这些年来追求轰动效应而粗制滥造者,大有人在,真是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这一批评是迹近尖刻的,但平心而论,人们又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合乎事实。伪劣的精神产品一旦披上“创新”的绶带,立时就身价十倍,畅行无阻,这一做法,更进一步加剧了不良学风的发展和蔓延。
其三是舆论导向所起的消极有害的影响。前几年越是信口而道、错误百出的东西,常常越是受到一部分报刊的吹捧。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候,“精英”们的任何臆说,在一部分报刊上简直是畅通无阻,而批评他们的文章,即是言之凿凿,不可易移,也会无例外地受到抵制,甚至你越要批评,他就越是要“大树特树”。一些舆论阵地这样的做法,为恶劣学风的泛滥大开了绿灯,敞开了方便之门。这一教训对人们是深刻的、记忆犹新的。
其四是一些所谓“青年领袖”式的人物所起的极其有害的作用。如果说,在社会中的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学风,急于求成,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的话,那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只要有正确的引导,这是能够逐渐得到改正,恢复到实事求是的学风的轨道上来的。而在一个不算很短的时间内,个别的自誉为、也被部分人推举为“青年导师”的人,不仅毫无社会责任感,起而纠正这种不良的学风,并以自己科学的、求实的学风做出应有的表率,起一些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反,他们自己就是这一有害学风的始作俑者,投其所好,竞相角逐,惟恐落后,相互吹捧,相济为用,一时形成了一股人数不多,却不可低估的思潮,极大地助长了恶劣学风的泛滥。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在一个时期内的风云人物、《文学评论》原主编刘再复,以及李泽厚先生。他们曾经被一部分舆论推举为“青年领袖”。这里不妨极其概括地将他们的学风剖析一下,看看他们在这一方面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先说刘再复,关于他的不良学风,已有不少同志揭露过,不必重复。但是应该说一句的是,关于他的文章和讲话中的种种知识性错误,是远不曾揭开的。像他不懂犬儒主义的含义而大谈犬儒主义,想象力无比丰富地把《诗经》中《颂》诗的产生风马牛不相及地与文字狱联系起来。把考证视为一种“高度抽象性”的工作,把视野广阔的“通才”看作“小农经济的产物”,并对一些人“感叹学风不正,文风堕落”,他“很感诧异”(《新潮:一个值得尊重和研究的文学存在》,1988年12月26日《文艺报》)等等,确是令人“诧异”的。读者中也有不以为然的,说“尽管不少人作文章指出刘再复的一连串知识性错误,但这无损于他的一根毫毛,他不是仍然担任文学所所长……么!”(马菁《为〈河殇〉一辩》,《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3期)这对于一个曾经负责全国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学风,又是这样一种对待人们批评“文风堕落”的态度,究竟会把年轻一代学人引向哪里,这是再也明白不过的事情。
再说李泽厚先生,他的知识功底无论如何比刘再复要深厚。他也曾有过一些学风比较严谨的著作,曾经给人们留下较好的印象。但他轻视对于资料的详尽的掌握,又使他的一些著作学风十分不正,长期以来曾经遭到学术界许多人士的指责。以他的《美的历程》来说,这一著作曾经受到不少报刊不遗余力地吹捧,真可谓名噪一时。但这本书中的似是而非和知识性错误之多,实在令人吃惊。例如,画上题诗自北宋始,遗迹犹大量存在,可是李泽厚先生却说:“从元画开始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诗……,这是唐宋和外国都没有和不可能有的。”这让人说什么好呢?“一连串”的这样的论断,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有一篇文章,仅就该书第九节(共21页)就指出了其中的常识性错误达十几处之多。(陈弃病《违背美的历程的〈美的历程〉》,《美学评林》1984年第六辑)。严谨的学术著作有时也难免会有失误的,但像这样知识性错误成堆的状况,人们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所谓的“青年领袖”在学风方面所昭示给青年人的“榜样”。加上一个时期内一部分舆论对他们的推崇,在败坏一代学风方面,他们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实在是不足为训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是造成前几年文风江河日下的主要因素。
近一年来,经过对前一段舆论导向的纠正,以及对错误的思潮的不断批评,不良学风的传导开始失去了其客观的条件,学风问题也再次受到了人们的注意。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长时期内科学学风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极影响,及其所散布的一套理论,并不会自动消失。要重新树立起严谨的、科学的学风,还需要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长期地、共同地努力。对前一个时期的不良学风,要进行多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以正视听;报刊要坚持不懈地宣传良好的学风及其楷模,并把对于错误学风的批评工作变成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对错误学风的批评中,也要采取科学的、求实的态度,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情况。任何创造,即使再严谨,也难免会有某些失误,特别是牵涉到复杂广阔的领域时,更是如此。这类情况是正常的、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对于总体上属于严肃认真而偶有失误的著作,首先要热情的保护和支持,指出其失误是可以的,却绝不要以偏概全,以免影响学术创造的积极性;对极少数缺乏起码严肃态度的著作,则要进行认真的批评,但批评也应有充分的求实精神,对于其中的健康部分和合理因素,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这样,就会为科学学风的发展,逐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至于在一部分中青年中对科学研究工作所普遍存在的浮躁心理,不甘于寂寞,不肯沉潜于事业,而总是在想法设法追求“轰动效应”上费心机、耗年华的思想,则要做长期而细致的工作,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帮助他们树立起“从顽强的事实出发”、严谨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学风。
学术事业的发展应该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学风作保证。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学风也一定能够重新树立起来,获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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