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辜负人民的信托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莫辜负人民的信托
黄钢
近十多年以来的我国报告文学，就整体上来说，的确是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发展：首先是表现在新时期报告文学题材的选择上，同任何时期的报告文学相比，其所涉及的题材范围是空前的扩大了；从天上到地下，从陆地、边疆到我们商船队所跨越的海洋，从南极的冰雪基地延伸到北国的森林救火队，到处都留下了我们勇敢的报告文学探索者光荣的足迹；题材的广泛多样性空前扩大，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也是一个明显的进展和成绩。
其次是：在广泛多样性的取材之中，报告文学反映了各个时期群众最关心的课题——那就是一系列的新事物的成长、一系列（包括各个方面）新人物的诞生或经历，以及他们势同潮涌般地生气蓬勃地出现在经济改革生活、社会建设的各条战线上……
是谁在担任他（她）们生动形象的第一手的塑造者或探索者呢？是报告文学。
是报告文学，伴同着那些健康的诗歌的歌手们、伴同着那些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者和所有优秀的美术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在同一阵营里同步前进，而报告文学工作者又甘愿去冒着那第一轮的风险、历尽了采访或者是亲身经历的艰辛！这就是报告文学。
这就是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职责和战斗位置。
我们时不时的可以听到：报告文学工作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的。无论是赞扬、更不要说是批评，都会遭遇种种意想不到的艰辛和曲折。这种创作历程中希求支援的呼唤，在８０年代初期比较多一些；无论是由于客观环境的原因、还是主观创作思想的不成熟，有些申诉也还是有道理的。但不论怎么说，人民群众，在这十来年的文化生活中，终于是承认了报告文学这一个新生的品种；我们常常在人际交往之间，或是商业柜台上，听见售货员或是旅游局的导游嘴里、很自然地说出：“写篇报告文学吧！”或对某人某事说：“这像报告文学！”这说明：“报告文学”已成为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了。报告文学战线面前，曾经是出现过多么好的形势呵。
人民群众对报告文学这样传诵一时，这是在过去的若干年代中都没有达到过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报告文学健康正常发展的时候，当它同人民群众、同时代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它是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承认的。这个在漫长文学史上还只是处于青壮年时期的品种，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国土上得到普及性的承认，不得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许许多多报刊和所有传播媒介的大量支持和努力！因此，我们要感谢所有与此项任务相联系的采、编和播映人员，如果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和无名的功勋，是远远不能够形成我国报告文学战线上今天这样的阵势的。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邓小平同志曾在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有过这样的评价：“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引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２７１页）——对于报告文学战线这样有分量的、积极的、突出的评价，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来珍视吗？至少，这评价，增强了所有报告文学工作者的战斗信心，如果说，在百倍信心之中，还应该抑制我们的自豪和克服自我满足的话。
在这里，接着我就要讲到我所看到的问题。为什么有部分报告文学者走上了历史的歧途？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破坏和损害了报告文学在群众中的信用？
这问题是发生在下列情况之中：当报告文学广泛自由的取材延伸到建国前后的革命斗争史，上延到近、现代史甚至还“评论”到古代中国史的领域，有部分“评论”者的哲学立场，就完全裸露出来了。
这种延伸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学发展中不可抗拒的要求。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本来就丰富多采，既饱经曲折、又宏伟壮丽。如果以文学为武器的报告者，能运用出正确的立场、投之以犀利的眼光，复现出完整的史实，赋予它合乎历史科学的逻辑的但又是形象的深刻的归纳与思维，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例如：《周恩来传》，在上月２９日的《文汇报》杭州专电报道中，不是在“当今读者阅读热点”统计中，竟“以最高票数荣登榜首”吗？同样尽到崇高职责的作品，还有权延赤、李银桥等撰写的有关毛泽东生前记事等多种书籍。引起了国内外注视的还有柴成文、赵勇田合写的《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一长篇报告文学不但记载了中、朝两国的兄弟战友之谊，更主要的，这本书表达了建国还不到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部冒着极大的风险，援助友邻，冲破那骤降到亚洲大陆强劲风暴的钢铁般的决心，及其取胜的全程。
如果要想了解：极富侵略性的大国，在它使用“甜蜜的胡萝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以前，它们是怎样使用武装侵略的带血的“大棒”，而后又遭到那一场惨败的；如想领略到这“大棒”与“胡萝卜”两手交替战略，它们是如何交换并用的，不妨去看看这《板门店谈判》。
历史的事实就如同《板门店谈判》所昭示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对付它的和平演变战略，又该如何呢？怎样才能够稳操胜券呢？如果报告文学界的“先锋”作用，经常发挥在这些方面，借以引起有关各方的“反思”，岂不是很好么？
但可惜，事情的发展有时却完全相反：有些“报告”文学，竟走到了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摇旗呐喊和与之呼应的地步。
报告文学界“领先”地出现了黑色文学与黄色文学。而且无巧不成书：有的作者恰恰又集黑色与黄色文学于一身，如追逐王实味之死和梁漱溟争论“旧文”新编者，又写出了《性开放女子》这样的“性史”“文学”，这正如３０年代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一样，现今，８０年代的书肆上，传播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政治性进攻的变形文学，正在同黄色腐蚀剂结成孪生的亲姊妹。
《文艺报》今年９月２９日第六版刊登的苏联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谈话中说到：有一位女士在报刊上发表的东西“足以使任何男性脸红”。不幸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化现象，竟被此语言中。邦达尔丘克对这类现象的概括，只用了两个字：“灾难！”是到了终止和结束这种“灾难”的时候了。
可以从报告文学以上正反两面发展中，观察到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运动：就是报告文学走向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的时候，那就会被誉为是社会主义的轻骑兵，成为人民欢迎的兵种。如果相反，那它竟会变成为谁家的轻骑兵呢？
创造报告文学作品更加繁荣的前景，关键是：我们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才有可能提高表达一个新世界、维护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战斗热情，其中，首先就包括了如何认识国际新变动、国际新格局。
《她的中国心》（载《中流》）就是在目前国际新变动情况下所诞生的一篇崭新作品——它所展示的一个东方女性的心灵世界，是多么广阔无涯呵！文中的主人公乌云老师，无愧是８０年代走向新世界的领先女性，但她的人生价值观，却不是“一切向钱看”（这是当今社会的癌症——它的恶性增长是“爱资病”）为其标志的！非常值得欣赏的是，作品是用十分简练含蓄的文笔，表露出它主题的丰富内涵。
在《她的中国心》发表以前，今年７月初旬，我国各大报，都刊发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键、周原所撰写的长篇连续性报道《人民呼唤焦裕禄》，它是这三位记者继１９６６年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的延伸：这两篇前后间距２４年的报告文学战线上的名作，都反映出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的迫切期望，都呼唤着加强党性，呼唤着革命传统的回归，呼唤着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如果要谈到两篇焦裕禄的报道写作成功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修养，没有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和为人民服务的无限热忱，再加上了娴熟的采访经验和群众的支援帮助，报告文学者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贯穿了１／４世纪的名篇的。
报告文学是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的——当它，不负人民的信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