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边詹言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文边詹言
刘金
明知难免要被“精英”们讥为阿Ｑ式的“先前阔”，我还是要说：五千年中华文化是灿烂辉煌的，是可以居于世界文化精华的前列而毫无愧色的。
撇开三大发明等等不谈，就说社会理想吧。社会理想是人类文化中最崇高、最美好、最前进、最能体现民族精神水准的眼睛。当公元前五世纪，欧洲的柏拉图还在绞尽脑汁建构奴隶制“理想国”的时候，中国孔夫子的学生，却已给人类描画出一幅“大同世界”的蓝图。请看《礼记·礼运第九》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种“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一经提出，就光照千古。直到二十世纪初，康有为写出了一部《大同书》，向往着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社会。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把“天下为公”四字写成横幅，以策励党人和自己。被中山先生誉为“东南英杰”的吾嵊王金发，年青时组织的革命团体，就名曰：“大同社”。
当然，“大同世界”只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不是社会科学。他启发人们追求这理想，却不知道怎样去实现这理想。但是，我们能这样去苛求二千几百年前的古人吗？当然不能！
近年来，在理论界、文艺界，“人性论”甚嚣尘上。某些作家和理论家，或许是想用西方的人性理论，来启国人的愚蒙。可惜的是，国人的愚蒙未曾启得，反而糊涂之上又加糊涂。这就不能不使人想起了咱们的先人。早在二千几百年前，孟子和荀子就已经作过人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了。《孟子·告子》中，就记着孟轲和告不害先生的论争。告不害的人性观点，同今之时髦理论家如出一辙。他说：“生之为性”；“食色，性也”。就是说，生命力、生命意识、生存本能、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发情了要交配，这就是人性。孟轲批驳他说：照你这样说，“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告子无言以对。
孟子之后的荀子，写过一篇“性恶论”，洋洋数千言，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有关人性的专论了。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伪通为，造就、陶冶、规范之意）也。”人的本性，只知“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当然都是唯心的、先验的、错误的。但他俩都强调社会生活对人性的影响、变易作用，强调后天的教化、熏陶和规范作用。仅就这一点而论，荀、孟比之今天一头扎入人的原始生命力、野性之中而不能自拔的人性论者，高明何止十倍！
中华文化中，诸如此类，远远领先于欧洲的思想、理想、学术和文艺，是无法尽述的。但即使这信手拈来的九牛之一毛，也已经够我们自豪的了。奇怪的是，这几年，一些“社会精英”忽然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的深恶痛绝起来，必欲把它扫荡无余而后甘心。他们说，中华文化是一大堆“沉渣”、“泥沙”，“淤积”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一直在“摧残”、“窒息”、“杀死”民族的“精英”和一切“有生命力的因素”。有的则咬定中华文化把中国人变成了“死相”，把人变成了“非人”。这种欺宗灭祖的洋奴理论，显然是经不起事实的一驳的。
当然，说五千年中华文化灿烂辉煌，不等于传统文化中没有糟粕，没有需要批判和扬弃的东西；也不等于无须发展、创新，不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精华。我们始终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