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刘庄煤矿工人谈他们的带头人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
——刘庄煤矿工人谈他们的带头人
新华社记者 王文杰 郑战国 本报记者 陈国琦
唐山刘庄煤矿领导班子的事迹讲了上百场，几乎每场都催人泪下。
一个只有５００多人的小矿，由于弘扬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爆发出巨大的力量，震动了唐山，轰动了河北。 　“首先是工人的亲兄弟，其次才是‘头儿’”
刘庄煤矿领导有句座右铭：“首先是工人的亲兄弟，其次才是‘头儿’。”话说得精辟，做得如何？记者在井上、井下、食堂、宿舍和工人攀谈，他们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要说矿领导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那可一点儿不假。咱就说说贺广祥矿长去当阳拜年的事儿吧。
１９８９年春节前，我们矿注浆队接受了去湖北当阳漳河煤矿注浆堵水的任务，这个活儿劳动强度大不用说，又远离家门儿，生活条件很差。腊月二十七这天，矿上放了假，工人们提着年货回家过年了，贺矿长却惦记着几千里以外的１１名弟兄。他决定马上去湖北，跟他们一块儿过年。他背起了３０公斤重的年货和两双特大号的胶皮靴，风风火火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当阳下车时，已经是年三十上午了，路上车少人稀。贺矿长背着３个大提包，跑了１０多公里的崎岖山路，脚上磨出了大泡，才找到了一个有出租车的个体旅店。好说歹说，忙着准备过年的老板娘才派车把他送到漳河煤矿。这时天已擦黑了。
刚下车，有个工人看见了，使着劲喊了一声：“贺矿长来了！”随着这喊声，人“刷”地窜出了房门，可马上又都愣住了，眼前这个人，身背大包，蓬头垢面，一拐一瘸，像个逃难的，是我们的矿长吗？“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年来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工人们涌了上来，拉拽成一团。
我们赶紧把他拥进屋里，有人把他按在椅子上，有人给他扒鞋，有人去端洗脚水，见他脚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弟兄们的眼泪又止不住了。看到透风的临时工棚，贺矿长的鼻子也酸了，他一样一样地向外拿东西：“这是家乡的对虾，这是‘万里香’名牌烧鸡，这是大胶靴，快试试合脚不合脚……”
原来冷冷清清的工棚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贺矿长为我们唱起了《祝酒歌》，大家互相敬酒、劝酒，划拳行令，说笑逗乐儿，什么苦呀累呀全忘了，不知不觉闹腾到下半夜。
他们把工人的事儿看成是自己的事儿。秦玉柱２８岁没对上“象”，矿领导替他着急，亲自出马当红娘，帮他建立了小家庭。
现在哪个厂矿没有小汽车？我们矿领导却邪门儿：先买大轿车接送工人上下班，还定了规矩，一线工人坐软座，矿领导带马扎坐过道。为这，我们管他们叫“马扎书记”、“马扎矿长”。
每逢井下创了高产，矿领导总带队敲锣打鼓迎接工人上井，矿长、书记双手捧上桔子汁，连声道辛苦……
工人的心也是肉长的，什么样的“头儿”好，什么样的“头儿”不好，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们讨厌那号不把工人当人看的“头儿”，他们嘴上挂的是“主人翁”，心眼儿里却把我们看成会说话的机器、挖煤的铲子，这咋能干成事儿？再看看贺矿长、袁书记他们，和我们贴心，跟着他们干舒心，还愁矿上的事情办不好？
　　“危险时刻，干部上，工人撤”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企业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其说不一。而在刘庄煤矿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记者在采访工人和股室人员过程中，听到他们如是说——
你们比咱工人见识多，你们说说，如今的厂长经理到底该是啥模样儿？我们矿领导手上有老茧，身上有煤灰。不是西装革履不“够份儿”是不？可说心里话，在刘庄矿，大家还是喜欢我们这样的“头儿”。因为他们的汗和我们往一块流，劲往一处使，心也贴得更近。
我们矿领导早就立下规矩：干部必须实打实地参加劳动。要是遇上危险活儿，他们往往重复那句老话：“干部上，工人撤！”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７日，巷道里出现４处火情，大量的一氧化碳随风流进工作面，要不赶紧扑灭，矿井报废不说，还威胁着一线生产工人的生命安全。矿领导又使出“调虎离山”的拿手戏，让工人放假过年，他们却悄悄地把股长以上的干部留下来灭火。
这一天，老书记刘明利、副书记袁瑞芝（现任书记）、副矿长李自治带着“干部抢险队”，准备好救护车、担架，背着氧气筒和自救器下井了。灭火需要打开一个煤门安管子，注进泥浆隔绝空气。这个活儿挺危险，照矿上的说法，是“和阎王爷见面”。里面的一氧化碳含量高出安全规定的上百倍，吸一口就会昏死过去。过去曾出过伤亡人的事儿。打这以后，遇到火情矿领导就来到现场参战，并练就了一套灭火本领，他们在井下不停地抡锤打钎，熟练地安装注浆管道，干了整整７天，扑灭了火，保住了矿。
年后我们一上班，知道了这些，那种后悔劲儿就别提了，不忍心哪！
平常的脏活累活儿对我们的“头儿”来说，更不在话下。他们创造的巷道掘进最高纪录真叫我们服气。那一天，刘明利、贺广祥带着干部掘进班下井，碰上很窄的工作面。有的工人说：“你们能拿下４米８就不错了。”他们回答：“咱们摽着膀儿赛赛，非拿下９米６不可！”真冲这个数拚了，一天干了三天的活儿。有个干部一上井就昏过去了。事后，大伙儿只埋怨那个弟兄“多嘴”，不该将“头儿”的军。
你说，“头儿们”这么干，我们工人哪个还能装孙子？！
有人算了一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全矿干部平均每人下井劳动２００天。创纯利９万多元，还解决了股室人浮于事的“老大难”，发现问题也及时，堵了不少管理上的漏洞。在我们矿再也没人说“‘黑脸’养活‘白脸’”了。
在刘庄矿，有两句动人心脾的话：遇到危险“工人撤，干部上”；遇到调资、发奖金“干部让，工人上”。
　　“遇上好事，干部让，工人上”
给你们讲讲“矿头儿”挨告的事儿吧。
１９８７年底，企业职工调资，因指标有限，当时的矿长杨福荣、支部书记刘明利和工会主席贺广祥三个“头儿”私下达成“君子协定”，让出晋级指标给工人。这太不公道了。职工们强烈要求召开职代会，讨论“头儿们”长级问题。可当时作为工会主席的贺广祥硬是“压制民主”，不让开。工人们生气了，联名给上级写信，告了他们一状。这一状没告准，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１０名中层干部、１２名采煤工也纷纷让出晋级指标，全矿受了一次“多做贡献少要报酬”的思想教育。
你们也看见那间小棚子了，“矿长太太”侯金芝就在里边开从井下提煤的“爬坡车”，这是井上最脏最拴人的活儿，“三班倒”，开头儿有三个女工，如今飞了两个，就剩下她一个了。我们看不过去，吵着让矿长给她调工作，老贺一听就生气：“我当工人时，她干这个活儿，我当了矿长，她就干不了啦？”一句话，把我们顶了回来。
刘明利把独生儿子刘洪声送到井下推煤。儿子头一回下井，看着黑洞洞的井口发毛，跑了回来。老伴哭了起来：你当书记，孩子沾不上光，还跟着遭罪。刘明利反问：书记的孩子是肉长的，工人的孩子就是铁打的？咱的孩子怕砸，人家的孩子就不怕砸？直到现在，刘洪声仍在井下干活儿。
尽管有的亲朋好友骂他们“这些小子们无情无意不办人事儿”，有的还和他们翻了脸，我们工人却是打心眼里拥护这样掌权的“头儿”。他们在承包期内，一门心思为工人谋利益，为国家尽义务。这桩桩件件我们都看在眼里。
１９８９年底，工会召开职代会再次选举矿长，没提候选人，１１８名代表就有１１４人投了贺广祥的票。选举结果一宣布，大伙儿拚命鼓掌，把手掌都拍疼了，贺广祥也热泪盈眶，感谢大伙儿的信任和支持。
　　“天塌下来，我们和矿领导一起撑”
采访期间，矿长贺广祥曾对前来考察的省委书记邢崇智诉说：“我们压力很大，日子艰难。”对此，记者感同身受。这个名声在外的小矿因限于只掘不采已濒临绝境。可是，和采煤队、注浆队、冷冻厂、经理部的工人一接触，他们个个拍着胸脯表示：天塌下来，我们和矿领导一起撑。
刘庄矿地处市区。为了市政建设的安全，上级决定这个矿只掘不采，就是说只让打洞取煤，不让横向挖煤。这一下就砍去了全矿２／３的产量，也加大了采煤成本，企业实际上进了死胡同，有的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工人各想出路。可这个矿工会搞了次民意测验，竟有９８％的职工表示愿意留下来，像注浆、机电和通风方面的几个技术尖子，外单位把聘薪抬到千八百元也没动心。
他们说的倒也实在：挪个地方好比女人改嫁，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又遇上这么好的领导。矿上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我们应和领导一块承担，说什么也要把刘庄煤矿保下来。也就在这时，不少工人向党支部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向党员看齐，在困难时刻接受考验。
５００个臭皮匠一块动脑筋，嗬，还真想出了不少“高招儿”。
什么“死马当作活马赶”：就是玩命地快打洞，多出煤，尽量减少只掘不采造成的经济损失；什么“煤井取水”：把矿井下的水进行净化处理，除满足本矿用水外，还卖给用户，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什么“借台唱戏”：我们矿发挥技术优势，建起注浆公司，南征北战，走遍大半个中国，为煤矿注浆治水、抢险，一年就挣回２０多万元；什么“靠市吃市”：依靠地理优势，搞多种经营，办起冷库、饭店、旅馆、商店等，安排了８０来名剩余劳力。就这样，两年来，我们矿没吃国家一分钱政策性补贴，还实现利润６１万多元。你们可能说挣这点钱算什么？在大企业不起眼儿。可别忘了，我们是开平区属的地方小煤矿，又处在这么个状况，我们是拚着命才干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