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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刘庄煤矿工人谈他们的带头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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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0-03-23
第1版(要闻)
专栏:

  点燃自己 照亮别人
——刘庄煤矿工人谈他们的带头人
新华社记者 王文杰 郑战国 本报记者 陈国琦
唐山刘庄煤矿领导班子的事迹讲了上百场,几乎每场都催人泪下。
一个只有500多人的小矿,由于弘扬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爆发出巨大的力量,震动了唐山,轰动了河北。  “首先是工人的亲兄弟,其次才是‘头儿’”
刘庄煤矿领导有句座右铭:“首先是工人的亲兄弟,其次才是‘头儿’。”话说得精辟,做得如何?记者在井上、井下、食堂、宿舍和工人攀谈,他们讲了一个又一个故事——
要说矿领导待我们像亲兄弟一样,那可一点儿不假。咱就说说贺广祥矿长去当阳拜年的事儿吧。
1989年春节前,我们矿注浆队接受了去湖北当阳漳河煤矿注浆堵水的任务,这个活儿劳动强度大不用说,又远离家门儿,生活条件很差。腊月二十七这天,矿上放了假,工人们提着年货回家过年了,贺矿长却惦记着几千里以外的11名弟兄。他决定马上去湖北,跟他们一块儿过年。他背起了30公斤重的年货和两双特大号的胶皮靴,风风火火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到当阳下车时,已经是年三十上午了,路上车少人稀。贺矿长背着3个大提包,跑了1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脚上磨出了大泡,才找到了一个有出租车的个体旅店。好说歹说,忙着准备过年的老板娘才派车把他送到漳河煤矿。这时天已擦黑了。
刚下车,有个工人看见了,使着劲喊了一声:“贺矿长来了!”随着这喊声,人“刷”地窜出了房门,可马上又都愣住了,眼前这个人,身背大包,蓬头垢面,一拐一瘸,像个逃难的,是我们的矿长吗?“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年来了。”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工人们涌了上来,拉拽成一团。
我们赶紧把他拥进屋里,有人把他按在椅子上,有人给他扒鞋,有人去端洗脚水,见他脚上红一块,紫一块的,弟兄们的眼泪又止不住了。看到透风的临时工棚,贺矿长的鼻子也酸了,他一样一样地向外拿东西:“这是家乡的对虾,这是‘万里香’名牌烧鸡,这是大胶靴,快试试合脚不合脚……”
原来冷冷清清的工棚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贺矿长为我们唱起了《祝酒歌》,大家互相敬酒、劝酒,划拳行令,说笑逗乐儿,什么苦呀累呀全忘了,不知不觉闹腾到下半夜。
他们把工人的事儿看成是自己的事儿。秦玉柱28岁没对上“象”,矿领导替他着急,亲自出马当红娘,帮他建立了小家庭。
现在哪个厂矿没有小汽车?我们矿领导却邪门儿:先买大轿车接送工人上下班,还定了规矩,一线工人坐软座,矿领导带马扎坐过道。为这,我们管他们叫“马扎书记”、“马扎矿长”。
每逢井下创了高产,矿领导总带队敲锣打鼓迎接工人上井,矿长、书记双手捧上桔子汁,连声道辛苦……
工人的心也是肉长的,什么样的“头儿”好,什么样的“头儿”不好,心里跟明镜一样。我们讨厌那号不把工人当人看的“头儿”,他们嘴上挂的是“主人翁”,心眼儿里却把我们看成会说话的机器、挖煤的铲子,这咋能干成事儿?再看看贺矿长、袁书记他们,和我们贴心,跟着他们干舒心,还愁矿上的事情办不好?
  “危险时刻,干部上,工人撤”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企业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其说不一。而在刘庄煤矿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他们是怎么想的呢?记者在采访工人和股室人员过程中,听到他们如是说——
你们比咱工人见识多,你们说说,如今的厂长经理到底该是啥模样儿?我们矿领导手上有老茧,身上有煤灰。不是西装革履不“够份儿”是不?可说心里话,在刘庄矿,大家还是喜欢我们这样的“头儿”。因为他们的汗和我们往一块流,劲往一处使,心也贴得更近。
我们矿领导早就立下规矩:干部必须实打实地参加劳动。要是遇上危险活儿,他们往往重复那句老话:“干部上,工人撤!”
1989年1月27日,巷道里出现4处火情,大量的一氧化碳随风流进工作面,要不赶紧扑灭,矿井报废不说,还威胁着一线生产工人的生命安全。矿领导又使出“调虎离山”的拿手戏,让工人放假过年,他们却悄悄地把股长以上的干部留下来灭火。
这一天,老书记刘明利、副书记袁瑞芝(现任书记)、副矿长李自治带着“干部抢险队”,准备好救护车、担架,背着氧气筒和自救器下井了。灭火需要打开一个煤门安管子,注进泥浆隔绝空气。这个活儿挺危险,照矿上的说法,是“和阎王爷见面”。里面的一氧化碳含量高出安全规定的上百倍,吸一口就会昏死过去。过去曾出过伤亡人的事儿。打这以后,遇到火情矿领导就来到现场参战,并练就了一套灭火本领,他们在井下不停地抡锤打钎,熟练地安装注浆管道,干了整整7天,扑灭了火,保住了矿。
年后我们一上班,知道了这些,那种后悔劲儿就别提了,不忍心哪!
平常的脏活累活儿对我们的“头儿”来说,更不在话下。他们创造的巷道掘进最高纪录真叫我们服气。那一天,刘明利、贺广祥带着干部掘进班下井,碰上很窄的工作面。有的工人说:“你们能拿下4米8就不错了。”他们回答:“咱们摽着膀儿赛赛,非拿下9米6不可!”真冲这个数拚了,一天干了三天的活儿。有个干部一上井就昏过去了。事后,大伙儿只埋怨那个弟兄“多嘴”,不该将“头儿”的军。
你说,“头儿们”这么干,我们工人哪个还能装孙子?!
有人算了一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全矿干部平均每人下井劳动200天。创纯利9万多元,还解决了股室人浮于事的“老大难”,发现问题也及时,堵了不少管理上的漏洞。在我们矿再也没人说“‘黑脸’养活‘白脸’”了。
在刘庄矿,有两句动人心脾的话:遇到危险“工人撤,干部上”;遇到调资、发奖金“干部让,工人上”。
  “遇上好事,干部让,工人上”
给你们讲讲“矿头儿”挨告的事儿吧。
1987年底,企业职工调资,因指标有限,当时的矿长杨福荣、支部书记刘明利和工会主席贺广祥三个“头儿”私下达成“君子协定”,让出晋级指标给工人。这太不公道了。职工们强烈要求召开职代会,讨论“头儿们”长级问题。可当时作为工会主席的贺广祥硬是“压制民主”,不让开。工人们生气了,联名给上级写信,告了他们一状。这一状没告准,结果,引起了连锁反应:10名中层干部、12名采煤工也纷纷让出晋级指标,全矿受了一次“多做贡献少要报酬”的思想教育。
你们也看见那间小棚子了,“矿长太太”侯金芝就在里边开从井下提煤的“爬坡车”,这是井上最脏最拴人的活儿,“三班倒”,开头儿有三个女工,如今飞了两个,就剩下她一个了。我们看不过去,吵着让矿长给她调工作,老贺一听就生气:“我当工人时,她干这个活儿,我当了矿长,她就干不了啦?”一句话,把我们顶了回来。
刘明利把独生儿子刘洪声送到井下推煤。儿子头一回下井,看着黑洞洞的井口发毛,跑了回来。老伴哭了起来:你当书记,孩子沾不上光,还跟着遭罪。刘明利反问:书记的孩子是肉长的,工人的孩子就是铁打的?咱的孩子怕砸,人家的孩子就不怕砸?直到现在,刘洪声仍在井下干活儿。
尽管有的亲朋好友骂他们“这些小子们无情无意不办人事儿”,有的还和他们翻了脸,我们工人却是打心眼里拥护这样掌权的“头儿”。他们在承包期内,一门心思为工人谋利益,为国家尽义务。这桩桩件件我们都看在眼里。
1989年底,工会召开职代会再次选举矿长,没提候选人,118名代表就有114人投了贺广祥的票。选举结果一宣布,大伙儿拚命鼓掌,把手掌都拍疼了,贺广祥也热泪盈眶,感谢大伙儿的信任和支持。
  “天塌下来,我们和矿领导一起撑”
采访期间,矿长贺广祥曾对前来考察的省委书记邢崇智诉说:“我们压力很大,日子艰难。”对此,记者感同身受。这个名声在外的小矿因限于只掘不采已濒临绝境。可是,和采煤队、注浆队、冷冻厂、经理部的工人一接触,他们个个拍着胸脯表示:天塌下来,我们和矿领导一起撑。
刘庄矿地处市区。为了市政建设的安全,上级决定这个矿只掘不采,就是说只让打洞取煤,不让横向挖煤。这一下就砍去了全矿2/3的产量,也加大了采煤成本,企业实际上进了死胡同,有的企业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工人各想出路。可这个矿工会搞了次民意测验,竟有98%的职工表示愿意留下来,像注浆、机电和通风方面的几个技术尖子,外单位把聘薪抬到千八百元也没动心。
他们说的倒也实在:挪个地方好比女人改嫁,出一家进一家不容易,又遇上这么好的领导。矿上有困难,国家也有困难,我们应和领导一块承担,说什么也要把刘庄煤矿保下来。也就在这时,不少工人向党支部交上了入党申请书,表示要向党员看齐,在困难时刻接受考验。
500个臭皮匠一块动脑筋,嗬,还真想出了不少“高招儿”。
什么“死马当作活马赶”:就是玩命地快打洞,多出煤,尽量减少只掘不采造成的经济损失;什么“煤井取水”:把矿井下的水进行净化处理,除满足本矿用水外,还卖给用户,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什么“借台唱戏”:我们矿发挥技术优势,建起注浆公司,南征北战,走遍大半个中国,为煤矿注浆治水、抢险,一年就挣回20多万元;什么“靠市吃市”:依靠地理优势,搞多种经营,办起冷库、饭店、旅馆、商店等,安排了80来名剩余劳力。就这样,两年来,我们矿没吃国家一分钱政策性补贴,还实现利润61万多元。你们可能说挣这点钱算什么?在大企业不起眼儿。可别忘了,我们是开平区属的地方小煤矿,又处在这么个状况,我们是拚着命才干出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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