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村的魅力 [复制链接]

第4版(要闻)
专栏：社会主义建设在农村

　　上台村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李安达
出长春市区北行１０来里，就到了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上台村。
上台村并不大，只有２１０户，１０００来人，１２０公顷地，但它却很有魅力。近几年来这里参观、学习的，有国内同志，也有国际友人。村支部书记黄永洲的讲话录音复制了上千盘，仍不敷来访者索求。
人们都赞叹着上台村的巨大变化：１９９０年，工农业总产值２５００多万元，人均收入２３００多元，分别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６．５倍、９．５倍；全部农户按统一规划盖了新砖瓦房，人均居住面积２０平方米；全村现有４００个塑料大棚，几十个温室，青菜可以长年上市；办起了１１个企业，１个运输队，７个畜牧场；现有固定资产２４５０多万元，集体存款２００万元。
上台村原是个穷村，６０年代被“共产风”刮得散了架，全年蔬菜产量只有２２５万公斤，农民劳动日值只有０．１８元。全村财产只有４匹瘦马，一辆胶皮轱辘车，还欠贷款１５万元。
就在这时，黄永洲被调到这个村当支部书记。他和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农民一步一步实施着改变上台穷困面貌的计划。经过１５个春秋的奋斗，到１９７５年，上台大队的蔬菜产量突破千万公斤，劳动日值３．３元。
８０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开。党支部从实际出发，愿个人承包的就个人承包，个人不愿承包的，加入联户承包组，并动员两名有丰富种菜经验的党员在联户组做技术指导。一年下来，联户组每个劳力平均收入３８００多元，跟个人承包的差别不大。如今，这种联户组已由原来的两个发展到５个，参加的农户占全村总户数的一半。在一个温室里，记者见到一位４０多岁的汉子正领着一群妇女在打草帘、育黄瓜种。黄永洲介绍说：“他叫曹红军，是把种菜好手，如个人承包，哪年也得弄个一两万元。”老曹笑笑说：“只要不把这些乡亲们落下，个人少得点没啥。”
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近年来村里又成立了服务组。现在上台村已实现了服务“五到户”，即技术指导服务到户，水利灌溉服务到户，生产资料服务到户，计划信息服务到户，大型农机服务到户。有了这些服务，农民可以一心一意种好地了。
１９８１年上台村迈开致富步伐，开始办企业。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１０年办了１０个工厂，工业固定资产已达１４５０万元，年创利税２００多万元。
在一排塑料大棚前，黄永洲向我介绍：“这些大棚膜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透光性好，又结实，一茬能挺两年。”接着他说，村里用几万元弄来新的技术，请来技术人员，才办起了塑料厂。现在能生产大棚膜、地膜、人参膜，除满足自用外，还外销到辽宁、黑龙江、河北、北京等地。这个只有１８人的小厂，１９８９年产值达３００万元，实现利润５０多万元。大棚膜还被评为农业部优质产品，人参膜还被评上了省优。
办厂要技术，更要有能人，上台村人很懂得这个道理。
１９８５年，他们“三请诸葛”，把抚顺市一位退休老厂长请了来，帮助他们上了涤盖棉生产线。上台村生产的涤盖棉运动服，很快摆上了长春各大商店的柜台。
为了技术和人才，上台村舍得花本钱，出重金，现在他们已从外面请来了２４名技术人员，其中有高级工程师６名。黄永洲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外招‘三老’，即老厂长、老工程师、老工人。培养‘四少’，即培养奇缺的农民技术员、会计、管理人才、工人。”上台村人的这种眼光，真使我折服。
上台村变了，上台村富了，但上台村党支部成员和干部艰苦奋斗的传统没有丢，处处为群众做表率。他们立下“三个一点”的规矩：一点不多吃，一点不少干，一点不多占。这几年，上台村先后放了三次地号盖房，第一次是给“文革”中插队的知青盖，第二次是给一般群众盖。村主任李喜木孩子结婚没房子，只好花钱租房住，支委张德惠家人口多，挤不下，只得搭个小棚子，直到１９８７年，群众住房盖得差不多了，最后才给干部放地号。
我从党支部成员的身上，悟出了上台村巨变的道理。
（附图片）
上图：尽管室外冰冻三尺，温室内却生机勃勃。图为破土而出的西红柿苗。
下图：上台村一位普通农民家的会客室。
潘永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