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艺术的真谛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石鲁艺术的真谛
李琦
现在，对石鲁倾倒的人越来越多，国外也有“石鲁热”。不过，有些评论者多着眼于他的“野怪乱黑”，着眼于他那前无古人的笔墨技巧。我以为，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人们常爱讲艺术家的个性，大家也都公认石鲁的艺术是最具有个性的。但石鲁的“个性”首要的是什么？不弄清这一点，对石鲁艺术的研究、学习、继承就很容易带片面性，甚至流于皮毛。
１９６１年，我随西安美协几位国画家去南方。在上海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石鲁说：“人总是要出气的，画画也是出气。倪云林说他是‘写胸中之逸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抒发一个革命者的豪气、正气和骨气呢？！”
石鲁正是凭着那股革命者的豪气，创作了从延安时期的木刻、拉洋片，到解放后的《古长城外》、《转战陕北》、《东方欲晓》等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一直到“文革”前夕，他身患肝炎，还潜心创作《东渡》巨作。
他的许多山水花鸟画，也都是充满了豪气、正气和骨气的。
石鲁曾对我说：“我所以把陕北山画得像玛瑙，是想到了这里的人民热火朝天地闹革命。”这真是一语道破。
石鲁的作品，既有主旋律，又呈多样化，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要。
对于石鲁“文革”时期的作品，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贬责“脱离生活了”，“文人画味太浓了”；又有人赞誉为“中国的塞尚”、“迈向纯艺术”。
事实上，“文革”时期，石鲁处于极端的困境中，面对“四人帮”的淫威，他的一些花鸟山水画寓意着呐喊、抗争。如题诗“枯兰犹劲笑刀粗”的兰草，还有华山松、梅花、荷花等，都表达着他的不屈精神。
“四人帮”倒台后，石鲁题写对联：“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其兴奋之情溢于纸上。
石鲁的作品，是讴歌的也罢，批判的也罢，都表现出他那一颗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
我想，石鲁所说的豪气、正气、骨气，正是他艺术奥秘所在。
这里，特别不可忽视的是，石鲁的“气”，受惠于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他是以人类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的。在延安，石鲁读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
王朝闻同志告我，石鲁送他的条幅“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是早在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在台上时写给他的。说明他理论水平确实高。
“四人帮”横行时，石鲁写出了“可堪半打新权贵，豺狼当道世忧忧”等几十首诗。在政治上，石鲁是我国文艺界著名的强者之一。
石鲁，自他背叛剥削阶级家庭，骑上自行车从四川老家奔向延安那天起，几十年如一日，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革命人民的伟大斗争生活。在任何境况下他都与人民同呼吸、共脉搏。为了下乡方便，他不断改进绘画工具和行装。他改装的带拖斗的自行车有水陆两栖功能。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要作个真正的画家的话，必须经常泡在生活里”。
面对某些对石鲁艺术的离奇古怪的“新潮”评论，实事求是地探讨石鲁艺术的真谛是十分必要的。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他的代表作，代表作往往揭示着一个艺术家的人生哲学、美学思想。从石鲁的公认的代表作《转战陕北》、《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种瓜得瓜》来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蕴藏丰厚的人，才可能创作出那样高度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具有划时代价值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