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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漫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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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1-03-31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往事漫忆
曾三 口述 何林中 整理
我是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至今已有60多年了。回首往事,深感时间过得太快,工作做得太少。
起步长郡中学
1922年我小学毕业以后,考入长沙城里的长郡中学。我漫长的革命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在我们之前入学的校友,如:郭亮、任弼时、李富春、李立三、欧阳钦、陈赓、肖劲光等同志,已经在长郡中学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受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让我阅读进步书刊,如《响导》、《中国青年》、《学生杂志》等,鼓励我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学生运动,使我的思想很快成熟起来。1924年11月,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校建立支部时,我便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我校建立支部时,我又加入了共产党。
我和同年级同学宋希濂曾在一起创办了一个《雷声》墙报,张贴在学校公告栏旁边。有几个思想活跃的同学热心给我们投稿,抨击时弊,宣传爱国。不久,宋希濂去了广州,我便把《雷声》改名为《新雷声》,广泛吸收进步同学入社,使之成为拥有七八十名成员的革命群众组织。
1925年下半年,我领头闹学潮、组织成立学生会,因此触怒了反动当局,学校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并滥加罪名,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抓起来,关押了一个多月。我校和长沙市各校以大罢课、大请愿声援我们,并发展成全省的学潮。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我们。当我们被同学们簇拥着回到学校时,受到全校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
冒死寻找组织
1927年5月马日事变以后,国民党唐生智部35师师长何健下令通缉我,罪名是共产党“暴徒”,我亲眼看见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被通缉的百余人的名单中。因我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事变后党组织要我从长沙回到益阳乡下家里暂避。我5月下旬回到乡下,在家里躲到12月,还不见党组织派人来同我联系,心里很着急,便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出外寻找地下党组织。
我扮成一个做纸生意的商人到了汉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点周竹安的住处,他在门口挂个牌子给人刻图章。不料他已被人告密被捕,当局还派人守在他的住处,等着抓前来同他接头的人。我一去就不容分说地被抓到警备司令部关押起来。审问时,我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纸生意的商人,并不认识姓周的,是来找他刻图章的。他们摸不清我的底细,以为我真是个商人,就让我找保人。我当即写信给和我大哥一起做纸生意的一个同乡,请他快来汉口保我出去。经他出面担保,我不久便出狱到了湖北新堤(即今洪湖县)。
我在新堤住了两年,这期间,一边代我大哥做纸生意,一边设法同地下党组织接头,我同李维汉、夏曦等同志都有过联系。但是,他们未能安排我出去工作。
我着急出来工作,于1930年初又到汉口去找党组织。这次,我找到了高文华同志(即廖剑凡),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以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党。(但在30多年后的“文革”劫难中,我被迫停过党的组织生活长达13年!)当年,流落在武汉的共产党人很多,在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下,要想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是很不容易的,我算是幸运的一个。高文华将我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同志。
潜入十里洋场
周恩来同志派曾希圣同我谈工作,要我马上去上海找伍云甫,和他一起跟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技术。
1930年春我离开汉口去上海之前,曾希圣同志给了我15块银元做路费,当年我们党的经费非常困难,这点钱还不够付我在汉口住两个多月的旅馆费,我只好去求两位湖南同乡各借了五块钱,又把一床夏布蚊帐拿出去当了不足三块钱,结清住旅馆的帐,还剩下七块钱零30个铜板。
我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拎着竹网篮来到江汉关码头,一个船工迎上来问我:“先生!你是去上海吗?”我回答:“是去上海。”他说:“你给我十块钱,我替你买船票。”我说:“我只有七块钱。”他说:“你把七块钱给我,我保你到上海。”我跟着他上了船,他把我藏进底舱里。这在当时叫作“看黄鱼”。如果坐上日本人的船,“黄鱼”被查出来,就会被扔进长江里去。
1930年5月初,我第一次到了上海,用手里仅有的30个铜板雇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把我拉到一家旅馆门口,我身无半文地硬着头皮走进了旅馆大门。老板要我一天交三块钱食宿费,还说要每天结一次帐。我只好打开箱子找出一件夹长袍,拿到附近当铺去当了三块钱,只住了一夜就赶快搬出来,换到比较便宜的西藏路一品香旅馆。住下后,我按地下党组织给我的地址寄出一封信。第二天晚上,主管无线电工作的李强同志来旅馆找我,他说一两天内会有人来接我。我对他说,我一个钱都没有了,他给我留下五块钱就走了。次日,他派王子纲同志来接我,把我送到西摩路伍云甫同志的住处。
我同伍云甫挤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由张沈川来这里教我们学习无线电技术。开始,我们只有一个手键、一个蜂音机、两支铅笔和几本拍纸簿。后来,我和老伍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才能练习收听电报信号,学习抄记电报码子。
建立地下电台
我们党的无线电事业创建于1929年下半年。1928年7、8月间,党中央领导人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回来,决定建立党的无线电台。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志找了李强,要他自己设法学会制造无线电台,尽快通报。李强接此任务后,马上着手购买英文有关书籍,进行系统研读。当时在书店里尚未见过中文的无线电书籍,发报机零件也很难买到,上海只有大华仪器公司的一个工厂独家生产无线电发报机器材。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李强同志花了将近一年功夫,终于在1929年下半年搞出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党中央又派李强去香港装机器、建电台。在这以前,张沈川由李克农介绍到上海某区邮电局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名掌握无线电报技术的地下党员。
1930年初李强同志在香港建起电台,并同上海地下党接通了电报。上海方面第一次上机的是张沈川同志,伍云甫同志也与香港通过报。我到上海学会无线电报务技术后,就主要由我同香港通报了。
1930年10月的一天夜里,我收到一份发自香港的英文电报,以为仍是我们的同志拍来的,就问对方:你为什么拍电报用明码而不用密码?对方没有答复就关了机。第二天,我把电文拿给李强同志看,他的英文好,一看就明白香港那边出事了,对方拍来的电文是:“你的朋友很好,在监狱里。”原来,这份电报是香港当局用破获的我们的电报机拍发的!
1930年我们还先后同中共南方局、长江局、北方局通报了,每当接通一个局时,我们都非常高兴。但这时上海还不能同江西中央苏区通报。
1930年下半年,党中央决定开办一个无线电训练班,选派了20几个人,在法国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出个《福利电器公司》的牌子,还搞了一个小工厂,这就是我党我军创办的最早的一个地下无线电技术训练班。在此之前,我们都是分散学习的。由张沈川同志到各人住处去进行个别教练。伍云甫、王子纲和我都被派去参加训练班的工作。但我们三人不住在训练班里。训练班只办了一两个月,就在1930年12月被敌人破坏,我们的教员张沈川等20多位同志都被捕入狱了。直到抗战以后,经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他们才被陆续释放出来。
我们在上海从事无线电秘密工作,党组织给我们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我们去公共场所露面。我们与外界既无交往,又无通信联系。为了避免引起房东的疑心,我们变着笔迹自己写信寄给自己。
1930年下半年,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和安排,我在永安百货公司后面一座二层小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与中共地下党员何成英同志(何林中的母亲)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家庭。我们仍和伍云甫同志一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无线电台工作。
奔赴苏区老家
不久,党中央决定调我和伍云甫、涂作潮三人去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无线电工作。1931年春节期间,我和伍云甫、涂作潮分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我化装成一个公司的推销员,穿起新买的长衫,戴着礼帽,登上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
船到香港,我被接到党的地下交通站住下,哪里也不敢去。几天后我坐船到汕头,经潮州、大埔,再乘火轮转闽西苏区。在进入闽西途中,未等火轮停靠码头之前,只见一小木伐向江心划来,这时船速减慢,我和老伍、小涂在船上地下党同志的暗示下,迅速带着行李跳上木伐靠了岸。
待天黑下来以后,我们三人跟着向导上了山。来到白区和红区交界地带,只听对面有人问口令,领路的交通员对答如流,我们便被带到了交通站。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呼我们“同志”,还给我们准备了夜餐。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工作、生活的我们,这时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心里感到特别温暖,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第二天,交通站派人把我们送到瑞金红军的一个团部,再从瑞金转到宁都清塘红军总司令部。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
创业红都瑞金
在红军总司令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们,在1930年12月底获胜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缴获了一些无线电设备,后来又以俘虏的蒋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部的无线电人员为主,编成一个无线电训练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我们三个从上海来的同志,也被安排在无线电队,分别担任教员、报务员和机务员。
王诤同志将敌军的密码报告了红军总司令部,还及时破译了敌人的一套密码。后由曾希圣同志对密码进行了专门研究,编成了一套新密码,同时也可破译敌人的密码。
1931年5月底,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我担任了红军无线电队队长,这时,红军又俘虏了一些无线电人员,还缴获了一台功率较大、性能较好的机器。有了这台机器,中央苏区才具备了同在上海的党中央通报的物质条件。在我们进入苏区以前,中央苏区没有条件同上海通报。
1930年底我们离开上海时,把我们当时使用的密码、呼号和联络办法,主要由我负责牢记在脑子里,伍云甫同志也帮助我记。留在上海的同志一旦接收到我们发出的这些熟悉的呼号和密码,很快就会明白是从苏区“老家”发出的电波。到1931年8、9月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期间,我们就设法同上海取得了电讯联系。中央红军首次同上海党中央通报,是由我担任报务员。当我第一次同上海地下党电台接通电报时,双方报务员都极为兴奋!
在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奉命开来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次日,周恩来同志自上海辗转到达瑞金,听说宁都起义成功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以致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
在宁都起义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敌军中的高级指挥员。有的是从事无线电工作的,这些人被安排在无线电队工作,后来成为红军无线电事业的骨干力量。
原国民党26路军无线电工程师刘光甫起义后来到无线电队。这时我们奉命在瑞金杨溪开办了军委无线电学校,由刘光甫担任校长,杨兰史任第一政委,我任第二政委兼无线电队政委。学校后来迁往瑞金坪山岗,改名为红军通讯学校。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的无线电事业已有很大发展,除队伍的壮大外,还缴获了许多无线电台。这时,伍云甫同志担任了前方无线电队政委,王诤同志仍任总队长,冯文彬同志调任了其他工作。
当年红军的无线电事业,是在总司令部领导、参谋处具体组织下,汇聚了以下几股力量逐渐创建起来的,即: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团结一批起义人员,争取一批被俘人员,加上我们培养训练的一批青年学生。
我们培养的这批学生,都是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十六七岁的优秀青年。后来他们都成了我们党和红军无线电事业的骨干。其中,李白烈士就是我们从红军娃娃中选入无线电训练队的第二期学员。以后他被派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电台工作,1949年解放前夕,他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就是李白烈士的化身。
后来,由于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惨重失败,红军被迫退却,进行战略转移。
我们奉命将无线电学校一分为二,一部分跟队伍出发,一部分留在瑞金(留下的同志以后都被敌人杀害了)。我当时正患病住院,在无线电总队开列的随军转移名单中,没有写上我的名字。伍云甫同志发现后,特去请示周恩来同志,提出“应该把曾三带走”,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他立即亲自赶到医院驻地接我回来。我匆忙随队出发,踏上艰险的长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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