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篓子”里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记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问题篓子”里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记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
赵宪斌
山西平顺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去年四月成立的时候，有些没有参加的农民就说：“弟兄三个两个还有个合不来的，那么多人在一起生产分粮，等着看他们打架吧！”但是，两年以来这个合作社内部并没有打过一次架，相反的，它竟巩固起来并且发展了——由去年的十八户发展到了今年的四十六户。在它的影响之下，今年春天，川底村又组织起了一个二十四户的申冬玉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去年预言合作社必然打架的郭来富等人，亲眼看到合作社力量大，产量高，也在今年春天入社了。
当然，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建立、发展的过程中，确曾遇到过许多问题。群众也曾把它叫作“问题篓子”。郭玉恩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真可能打起架来”。可是他们都把它一一解决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问题篓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他们又是怎样解决的。
合作社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入社问题。入多少呢？有人提出全部入，说“这样干净利落”。有人提出入一大部，自己留一小部种菜、种杂粮。大家觉得第二种意见还比较合适，就民主议定了入社地最少不得少于自己所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自留地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比例确定后，就由大家自报入那块地。结果，除郭玉恩、郭宗奎、郭计好三个党员干部多报了一些好地外，其余的人多是自报了坏地。有些党员也报了坏地。在大家自报的八十多亩地中，坏地、远地、小块地就占了三分之二。这怎么能行呢？支部书记郭玉恩召开了支部大会，号召入社党员多入好地、近地、大块地。会后郭得交、郭银子等八个党员，都起了带头作用。郭玉恩又和大家民主讨论规定：入社地无论远近好坏，都必须尽大块地，能连在一起合成大块的小块地也可以入；入多少好地、坏地，要和自留地的比例相当。大家根据以上原则进行自报公议。这就解决了入地问题。
跟着来的是土地和劳力怎样分红的问题。劳力少的提出“土地劳力对半分红”，劳力多的提出“劳力应该多分一点”。社的领导干部根据这两种情况，向社员们进行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教育，同意了劳动力多分一些的意见，同时指出要适当照顾土地多劳力少的社员的利益。经过民主讨论，最后决定土地分红百分之四十，劳力分红百分之五十二，公积金留百分之八。
分配方案确定了，大家又讨论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办法。过去对土地加工少、经营得不好的人提出：“入一亩顶一亩分”，而经营得好的人提出
“要按实产量成比例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按产量比例分。但每块入社地的实产量是多少，又成了问题。过去评农业税产量时，有些人尽量把产量报得低些，土地入社后按实产量分红，他又尽量把自己的土地的产量说得高些。土地评产的问题争论了好久，还解决不了。社的领导干部和大家反覆研究，最后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根据上一年的实产量，找出几种标准地的产量，让每个社员把自己要入社的土地，和标准地相比，自己确定等级，然后由大家选出的评判委员会来评判。评判委员会评出初步意见，再由全体社员进行讨论。这叫做初评。经过初评，有些社员仍有意见，再由评判委员会进行复评。一直评到大家没意见时，才算解决了问题。劳力分红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因为所有社员过去都是互助组的组员，每个人有几分劳动力，过去都已评定过。当时就确定了按每个劳动力所做劳动日多少的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
劳动开始了，又产生了计发工票问题。原来社的工票是由会计印制，发给各小组长，小组长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日计发工票。开始发工票时，有些社员发生了怀疑。他们怀疑小组长会给他自己和他家里参加劳动的人多发工票。又怀疑会计可能由于职务的方便而贪污工票，或者会给自己家里人冒发工票。社的领导干部领导大家讨论了防范这些可能发生的偏向的办法，最后规定：组长做的工，由副组长签字发给工票。尽可能不使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同
一个组内劳动。规定会计“动笔做账不动章”。图章由主任亲自掌握。会计发的工票必须要经过社长盖章。没有盖章的工票算废票。这样社员的怀疑解除了，弊病也避免了。
在耕种当中，又发生了耕种社的土地和耕种自留地的矛盾。因为社的土地和自留地都必须在同一个季节内种完，如果组织得不好，不是影响了社的生产计划，就会误了自留地的活。郭银子组的社员就常常因为耕作自己的土地而影响了社的生产计划。这个问题经过大家讨论，规定：无论社地或自留地，都由社统一耕作；社员们在谁家的自留地上做了活，就由谁付给工票。社地和自留地耕作时间的矛盾就这样解决了。
到施追肥的时候，社里还没有肥料（因社刚成立，没有公共的肥料）。大家决定购买社员们积下的肥料，但只笼统地规定每斗玉茭买十担。这时，有好肥料的人提出了意见：“粪有好坏，不能一样作价”。社领导干部觉得这意见很有道理，就到各家粪堆去察看。果然各家的肥料的质量相差很远。于是又决定把肥料分成三等九级，按级给价。肥料的等级由评判委员会评判决定。肥料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在使用牲口方面，也发生了不少问题。去年使用的牲口是由社向各个社员雇的。最初，只笼统地规定了每耕一亩地，给七斤半米。这样，在合犋时，养大牲畜的都愿和养大牲畜的合在一起，怕自己的大牲畜和小牲畜合在一起，费力多，耕地少，吃了亏。结果就把小牲畜留下了。耕地时，谁都争着耕近地和大块地，都不愿耕远地和小块地。后来，大家决定把大、小牲畜评成不同的劳动分、再按每个牲口每天耕地的数量计算工资；又把远、近、大、小不同的土地具体计算出每天所用的工数，根据每块地耗费的劳力调整工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今年春天，合作社在经济力量、生产发展的要求、社员的觉悟程度都提高了的情况下，开始实行牲口作价入社。在开始作价的时候，又发生了问题。无牲畜户说今年牲畜价不高（今年的牲畜价格的确较去年低了些）；要把好牲畜入社的社员却说：“赖的落价了，好的并没有落价”；把赖牲畜入社的社员说：“我这牲畜是多少钱买的，让我赔钱不合适”。有牲畜的和无牲畜的争论不休，干部也很难决定价格。后来，干部特别到平顺牲畜市上，请来了几个牙纪，再到兽医站请了兽医，检查牲口有无毛病，并根据牲畜好坏和当时的市价适当作价，有牲畜户和无牲畜户都没了意见。但牲畜作好价钱，就要入社的时候，有牲畜户的妇女又有了意见。她们感到牲畜入了社，碾米、磨面、串亲戚都不方便了。大家又讨论规定：谁家有事时可以使用牲畜，使一天牲畜，出三斤半料。但在使用当中又发生了问题：谁家也愿使大牲畜，套大碾磨，因为大牲畜磨的快，可以少出工资。结果造成大牲口忙，小牲口闲的现象。这样大家又讨论决定：用大碾磨的使用大牲畜，每天三斤半料，用中等碾磨的用中等的牲畜，每天三斤料，用小碾磨的用小牲畜，每天二斤半料。并规定使用户不得自己挑牲畜，必须由管理牲畜的人调配。这样又解决了牲畜忙闲不均与付价不公的问题。
由于计工方法不科学，今年春天在社内发生了“磨洋工”的现象。社里原规定打锣上地、下地，但郭银子组打了锣还上不了地，休息时比别的组不少休息，得到的工票和别的组却是一样的。因此，劳动好的组就提出了意见。干部领导大家研究了好多次，最后一致决定实行定工、定员、定量、定时的“四定包工制度”，废除了简单的只按劳动日记工的制度。并由各组选出检查员，组成检查小组，检查各组所包的工是否合乎“四定”的要求。做工做得不够好的由检查组议定扣工，做得实在不像话的让他重新做，做坏了的（如锄苗伤了苗子）由包工的组负责赔偿，做得够标准或提前完成的，按预定工发给工票。这一制度实行后，大大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过去“磨洋工”的积极起来了，过去到远地做活的下工都要回家吃饭，现在怕回来吃饭耽误时间，都要家里人去送饭了。实行“四定包工制”以来，社员的劳动效率普遍提高了。
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产生和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现在他们已不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了，他们已经逐渐摸着合作社的各种问题的规律性，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后可能产生的问题了。今年合作社买了五百六十只羊，三年后即可发展到一千只。根据本村的牧草和饮水条件，羊群发展到一千只以后就不能再养活了。显然，今后繁殖的羊群必须出卖。但卖羊的钱如何分配会成为问题，因各户入社时间不同，每户的积累也不相同。现在他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又如，入社牲畜的代价，原规定三年至五年还清，但因他们所订的三年建设计划中，基本建设需要的开支很大，届时牲畜价可能归还不了。那就会引起把牲畜入社的社员的反对。现在他们正在考虑用平衡入股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从以上发生的问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个所谓“问题篓子”里的问题都是社员的个人利益和社的整体利益所发生的矛盾。这是在私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集体劳动生产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不可避免的。但他们在社员的个人利益服从社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公私两利的原则，采取由干部密切结合群众，进行民主讨论的方法，把它一一解决了。我想这就是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两年来不但未打起架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发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