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同志学习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向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同志学习
吴少琦 洪流
中长铁路管理局局长格鲁尼切夫同志，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高贵品质，时刻以国家观点对待工作，以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困难的人。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年冬天，气候已经是摄氏零下四、五十度了，中长路某车站接到国家交来的装运机器的任务，机器超过三十吨重，而现有的平板车却只能承载三十吨，要把机器放在平板车上，平板车不是压弯了，就会折裂成两三节。格鲁尼切夫同志对我国中央人民政府交给他的任何一个任务，总是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百分之百地完成的。遇到大的困难，他就深入现场去解决。这次他又来到这个气候特别寒冷的车站，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不时和工人交谈，终于想出了用两个平板车相联结，车上两头放枕木垛，减轻中部承载力量，再把机器放在枕木垛上的办法。当时现场没有翻译，他用手势比划着讲，亲自用尺子量机器有多长，枕木垛需要多大。一个线路值班员一直跟格鲁尼切夫同志在现场跑，两人已有三天没有睡觉，到第三天，格鲁尼切夫同志把在平板车上特殊装置的设计作好。这时格鲁尼切夫同志的脸已冻破，但他仍全神贯注地在工作，一直到全部解决了运输的困难为止。
两年半来，在领导中长铁路的工作当中，格鲁尼切夫同志处处都表现了强烈的国家观念，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国家的政策、法令，处理和决定任何问题都首先考虑政府是怎样规定的，看是否和国家的法令有违背。一九五二年中长路先进工作者会议上，他曾作了一个报告，着重讲到企业生产中的财务工作如何反映国家的政策的问题，他说：“中长铁路一九五二年的生产财务计划是根据东北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并遵照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指示而编造的。一九五二年每昼夜平均装车量计划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七；接运重车数量计划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我们的计划中已反映出来毛主席关于增加生产的指示。为了响应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的指示，我们在计划里也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劳动力、材料、电力和燃料的消耗标准。”他还说：“本路一九五二年度生产财务计划拟订了以后，五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关于在国营公营厂矿开展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的决议，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同志作了关于开展爱国生产竞赛，以便到年底给国家多增加生产与超计划积累价值八百万吨粮食财富的报告。中长铁路全体员工对一九五二年度生产财务计划虽然感到十分紧张，仍然热烈地响应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议和高岗同志的指示。我们详尽地讨论了这两个文件，又一次修改了我们的任务和计划。如果我们动员我们的潜在力量，发挥全体员工创造和发明的主动性，那么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就至少能给国家生产价值五十万吨粮食的财富。”
格鲁尼切夫的高度群众观点和集体主义思想也渗透在他的思想感情里面，他把每次完成任务的成绩都归功于员工身上。有一次，在一个摄氏零下六十五度的某车站的现场，他为了鼓舞装卸工人突破寒冷，赶装东西，自己亲自在现场指导装载法。有时候，他也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个工人感动得掉下泪来说：“格鲁尼切夫局长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这样出力，功劳是没法估价的！”而格鲁尼切夫同志在这次完成突击装运任务后说：“这是工人的创造的成功！”他表扬了青年司磅员和装卸工人，关于他自己的工作，却一字不提。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员份内应作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格鲁尼切夫也是一个最好的支持群众正确意见，注意群众发明创造，对先进生产者的提议十分关怀与重视的布尔什维克的企业领导干部，他通过企业本身的科学的组织机构和有重点的深入段、站、车间，保持着和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十分重视培养新的人物。
他的高贵的共产主义的品质，还表现在他的实事求是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上。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九五○年冬天，海拉尔一带的机车牵引的吨数很少，走得又很慢，格鲁尼切夫亲自到海拉尔去召开了一次司机会议，他在会上和中国的分局负责干部共同要求司机们发挥积极性，改变这种情况。他并亲自到一个机车上检查焚火方法和操纵技术及司机司炉的工作。列车到了免渡河后，他查觉出火车开得慢和拉得少不是司机们的积极性不高，而是因为天气在摄氏零下六十多度，而机车的防寒设备不好的缘故。因之，到博克图后，他又召开了司机会议，表扬了司机们的积极性，而将没有事前注意改进机车防寒设备的责任归到管理局。
苏联经济工作人员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在工作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待他所担负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格鲁尼切夫同志在领导中长路的工作当中，一直是把完成生产财务计划做为根本任务，他说过：“经国家批准的计划就是法令，只有无条件地完成！”他并把高度的责任感和他那纯熟的领导艺术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中长路的每个干部都知道格鲁尼切夫同志在领导上的最大特点是一只手抓运输，一只手抓财务，实际上这就是铁路企业的生产工作和财务工作。他一直是紧紧地掌握住铁路企业的两个根本环节。
在格鲁尼切夫同志的工作中，掌握运输情况已经成为生活规律、生活内容。每天，他都亲自主持两个关于运输的会议：上午十点的交班会议，晚上九点的电话会议，围绕着装车问题，分别地检查管理局的各处和各分局前二十四小时的工作，两年多来，天天如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晚上的电话会议，放假日、星期日也照例要开；甚至出去参加宴会到时也退席回来开会。他每次出差到外地，也照例在电话里召集汇报，指导各个分局的运输。一九五二年国庆节，他被邀到北京观礼，每天晚上还打长途电话了解运输情况。为了保证运输任务的完成，当中长路中段被一九五二年夏天的洪水冲毁了的时候，他也亲自到水灾现场去指挥修复工程。为保证运输任务的完成，他常常亲自到各地去找货主开辟货源，常常亲自到各个分局去指挥装车。一九五二年十月，当运输情况很紧张的时候，他又和副局长郭鲁同志到沈阳来，刚一下火车，就告诉沈阳局的局长赶快把管运输的同志召集起来开会，然后听说车站上正在开货主会议，又去参加，会后还主持电话会议。在电话会议上，他动员沈阳局局长，提出保证完成装车任务的条件，来影响别的分局。十月二十五日，全路的装车任务还差三千多车没完成，但由于他的积极督促，到月底却超额完成了任务。
格鲁尼切夫同志在掌握运输计划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精力掌握财务工作。有的同志曾讲过：“苏联专家以最少量的资金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的观念非常明确、强烈。”这一点在格鲁尼切夫同志的身上也很突出。他每天总花费很多时间来听取财务干部的汇报，了解财务工作的进度和问题。对每一笔开支都抓得很紧。各个分局的决算他一向是亲自审查，重点放在财务和流动资金上，一笔一笔地核订。他经常向各种违反财政纪律和浪费的现象进行顽强的斗争。一次他审核第一分局的决算，发现很多费用的支出都超过了预算，流动资金也超过了标准，他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一分局的局长说：“因为不懂，犯错误可以原谅，但是一个分局长难道还不懂得要遵守财政纪律？毛主席的厉行节约的号召你不知道吗？”对每个细小的事情，他也是从不马虎。他常说：“节约应该是一点一滴地、时时刻刻地、多方面地注意才行！”
格鲁尼切夫同志的纯熟的企业管理的艺术和他那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结合着的。苏维埃经济工作人员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使工作有高度的准确性和计划性。
有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哈尔滨铁路工厂请领材料，车间提出的计划是漫天要价的，但厂长们没审核一下就盖章送到管理局的厂务处，处长们也马马虎虎地就盖上了章子。请领单送到格鲁尼切夫同志那里，他仔细一审核，感到要的材料太多，但他并不立即批评，先派了几个人到铁路工厂去详细调查。把情况全部弄清之后就召集一个专门会议，把厂长、各处处长都找来参加，当场提出调查材料问厂长：“有的多领了一年的，有的多领了八个月的，要这么多的材料做什么？道理何在？”问得厂长哑口无言。当场就决定处分，正、副厂长各记大过一次，厂务处正、副处长各警告一次。只一个多小时就把会开完了，大家都感到受了一次非常深刻、生动的教育。格鲁尼切夫同志在工作中一向是这样重视调查研究，充分地了解情况，周密地分析情况的。每当考虑处理某一问题的时候，他都责成专人搜集材料，然后亲自参加对材料的研究，很多繁琐的数目字也亲自订正；对下面干部的汇报也要求把问题说得具体、切实、有根据、有分析。他对任何问题不研究出结果、不得出初步意见，从不开会讨论或决定处理原则；对任何工作的估计和布置，都是心中有数，不冒险也不保守，恰如其分，正确地指挥着工作。
格鲁尼切夫同志的工作也具有高度的计划性。每天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事先都安排妥当，刚一上班做什么，十点会议以前做什么，十点会议以后做什么……，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每个月，他也有月的计划，什么时候召开什么会议，什么时候出去检查工作，什么时候着手解决某个问题都计划出来。全年，他也有一个年度的计划，什么时候领导订计划，什么时候布置计划发动工人，什么时候审核……，也全是有计划的。因此，虽然中长铁路的机构那样庞大、复杂，但他通过这样科学的工作方法充分地发挥了他的管理艺术，一切摆布得井然有序。
格鲁尼切夫同志将永远被我们记在心里，他教给我们的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他个人在工作中所表现的苏维埃人的品质和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