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中日友好难忘的史话
——记五十年代协助大批日侨归国
韩风　弓矢
1972年9月25日，一架载着日本政府首脑的巨型客机徐徐降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4天之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恢复邦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上签下了名字，从此中日两国结束了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两国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许多人为此倾注了心血，40年前中国协助大批在华日侨归国，就是其中一段值得纪念的史话。正如周恩来总理1957年接见日本友好团体时指出的：“这几年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一天天好起来，是从中国红十字会努力送回在中国的许多日本侨民和一部分死去人的骨灰，释放战犯回国，并组织了家属探亲开始的。”
一
日本战败，数万名日侨留在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反华，借机开展“引扬援护运动”。在中国百废待兴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决定协助在华日侨归国，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场战争的胜利，中华大地，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在中国领土上的日军俘虏及日本侨民，处在了极度的恐慌之中，许多人的生活陷入绝境。从翌年初开始，中美日三国经过努力遣返了近440万日俘、日侨，至年底完成了战后第一次大遣返。同时，也有一批日本人要求留在中国。其中有5000多名妇女与中国人结婚，建立了永久的家庭；有一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及他们的家属留下工作，还有一批失去父母的儿童，被善良的中国百姓收养。
新中国建立后，留居中国的日本侨民共34000多人，分布在东北约23400人，华北约4700人，华东约1200人，中南约3800人，西北约1000人，西南8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国家在外交、军事、经济上对新中国进行孤立、威胁和遏制封锁。1952年4月，日本政府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使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严重的不正常状态，也给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侨民回国设置了重大障碍。在此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对新中国的歪曲宣传，1950年3月，日本政府发动了全国性的“引扬援护运动”，即所谓归国援救运动，以援救在华日侨为名，杜撰中国“扣留、奴役日侨”的谎言，使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内外政策产生了误解和不信任。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严格地区别开来，对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友好相待。日本除了享受外侨在法律上的保护之外，在国家和私人企业中的职工与中国职工享受同等的待遇。中国政府在日侨集中的城市开办日侨子弟中、小学，日本侨民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从事科技、教育、医学及工矿企业的工作；部分住在农村，和中国农民一样，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房屋土地。随着岁月的推移，日侨越来越思念离别多年的日本亲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都给予积极协助，自1949年至1952年，回国的日侨有500多人。但是，由于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绝大多数日侨凭个人的力量，难以返回自己的祖国。中国政府深深理解日本侨民的思乡之情，在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集中时间拿出人力、财力，大力协助在华日本侨民回国。1952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了两次会议，专门研究日本侨民回国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迅速拟出协助日本侨民归国的初步计划。经周恩来审定，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同时，由中国红十字会、外交部、公安部、人事部、重工业部、卫生部、教育部、总理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组成了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9月，政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日侨回国工作会议，在听取各地日侨情况汇报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在华日侨问题的决定》、《政务院关于处理日侨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总的方针是除少数战犯及刑事罪犯应依法处理外，对绝大多数日侨，本着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协助他们回国。各大行政区及有关省、市要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组成日侨事务委员会，抽调专职干部进行具体工作。在物质上对归国日侨予以宽待，进行各种形式的资助救济，在中国境内的食宿、路费等由中国政府全部负担。日侨个人财产允许带走，工厂、商店等准予出兑，当地政府要大力协助。文件并就回国日侨的劳保待遇、安全保卫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同时，会议还起草了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1952年12月1日，《公开声明》以《就“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各项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为题正式向日本及全世界发表。声明公布了日侨在华数字、生活情况、中国政府保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日侨返回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欢迎日本方面的相当机关或民间团体派人来华与中国红十字会商谈有关大批协助日侨归国的具体事宜。
《公开声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声明全文及发表消息，“送还声明震动援护厅”，日本政府表示将“积极采取措施使侨民归国”等。日本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打电报给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和感谢。
二
日本国政府第一次批准日本代表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中国政府以极大的热情为日本侨民归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中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后，日本政府决定委托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组成三团体代表团到中国商谈有关事宜。代表团由团长岛津忠承、副团长平野义太郎、高良富（女）、代表内山完造、工藤忠夫、畑中政春、加岛敏雄等人组成。1953年1月31日代表团抵达北京，随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与日本三团体代表团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廖承志首先发言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8年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至今未能解脱的重重困苦。日本政府执行美国的旨意，与全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的“中日和约”，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至到今天，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因而威胁着远东及世界和平，这是中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但是中日两国人民是愿意相互友好的，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都会协助他们返回日本；凡是愿意留下来的，中国政府也予准许。并表示：中国红十字会为了照顾日侨的困难，愿意帮助解决他们从开始集中到离开中国前的费用。廖承志的发言完全出乎日本代表团的意料，岛津团长起立表示：“今天廖团长关于日侨回国经费及携带物品问题的宽大处理，我们非常感激……过去日本在中国所犯的罪恶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大牺牲，对此我特别表示抱歉。”副团长高良富女士亦很激动地说：“对于廖团长发言中的‘回国日侨上船前的一切费用，中国红十字会愿意帮助解决’一点，岛津先生和我都十分感激，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成员认为会谈“很解决问题”，“中国真有大国风度”。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与日本三团体代表团以后又对来船手续和各项具体问题举行了两次会谈，均取得了一致意见。3月5日，中日双方一致通过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岛津团长致词中感谢中国方面的人道主义帮助和对代表团的热情接待，强调指出，中国协助日本侨民归国对两国人民的友好和世界和平是个重大的贡献。1953年3月6日，日本三团体代表团满载着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起程返回日本。
在与日本三团体代表团谈判期间，为使协助日侨归国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政务院于2月3日作出关于加速协助日侨回国工作的紧急指示：“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迅速调配干部，健全机构，大力督促各地日侨事务委员会从速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防止草率从事及各种偏差的发生。”各地日侨事务委员会接政务院紧急指示后，在原有基础上加强了力量，有日侨的单位及街道、农村想方设法为归国日侨解决各种困难，帮助处理财产、债务等善后问题，还为回国日侨购置了衣服及生活用品，发给一定数量的资助金。
天津、上海、秦皇岛三个日侨出境港口城市的准备工作更加紧张繁重。天津市腾出全市最好的几家大饭店，上海准备了有较好设备的招待所，秦皇岛市由于确定为送侨港口较晚，时间紧迫，开展了突击准备。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各地开始对日本侨民申请归国的登记工作。通过广泛深入地向日侨宣讲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了解他们的意向，绝大部分日侨表示愿意回国。可是一旦要离开生活多年的中国，他们的心里又充满了眷恋。中国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教授卑田宪太郎递交了回国申请书后，夜以继日地赶写几部未完成的教材。他说：“我要把这几部教材留给学校，留给我的学生，作为我在中国工作8年日中友情的纪念。”与中国人结婚的日侨，回国前都经历了与中国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津田寿美江1945年4月来华，转年嫁给一名中国工程技术员，生有一子二女，生活美满。但她思念日本的亲人，在她决定只身返国乘车到达锦州时，再也忍受不了分别的痛苦，又返回了哈尔滨。可日本的亲人也思念着津田寿美江，母亲不断来信，盼望她早日返回日本，津田整日以泪洗面。丈夫看着日渐憔悴的妻子，终于流着泪同意她带走一子一女。津田寿美江怀着对丈夫的感激和对留在中国的另一个女儿的依依惜别之情含泪而去。
在大批日侨申请回国的同时，也有数千名日侨自愿留在中国，其中绝大多数是与中国人结婚的妇女。住在天津新港的大久保越子在登记表上写道：“我虽然是个日本人，但我作为一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妻子，一名新中国4个儿童的母亲，一名机关干部，我感到很光荣。我为微薄的力量能够贡献给我的第二祖国而感到很激动。我要加入中国籍，这是我衷心的希望！”
三
归国日侨在出境港口城市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3万多名日侨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在他们离别之际，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挚诚的爱心。
天津、上海、秦皇岛三个港口城市，遵照周恩来总理“物质上加以宽待，做好组织工作”的指示，经过紧张筹备，于1953年3月3日至16日，开始接待第一批4936名自愿回国的日本侨民。归国日侨到达三个城市后，立即被迎进了整洁舒适的饭店、招待所，中国工作人员在安排住房上尽量照顾到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对开水供应、清洁卫生、扶老携幼、拒收礼物等作出严格规定，使日侨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温暖和方便，每批日侨走后，都留下了大量的表扬信和感谢信。饮食方面，安排好菜单，荤素搭配，定期更换，饭菜标准每人每日7千元（旧币，当时城市居民的月平均生活费约为10万元旧币）。饭店、招待所还经常到日侨中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天津市为照顾日侨的饮食习惯，还请一家日本风味餐馆，每天做好酱汤送到日侨吃饭的地方。对归国日侨中的病人，中国红十字会都给予认真诊治，对一时治不好而又坚决要求回国的，只要医生证明不致在中途发生危险，并有亲属及日本随船医护人员照料条件下，允许其出境，并提前将他们送到港口登船。对婴幼儿传染性疾病患者，因危险性大，则坚决说服暂时留下，待治好病于下批回国，并对其他婴幼儿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对于临产的孕妇，及时送往医院生产，医院及红十字会都给予了特殊照顾，保证母子平安起程。哈尔滨日侨矢次清在天津一旅馆下棋时突发脑溢血，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红十字会为他按日本的习俗举行了火葬，并送了花圈，花费100多万元（旧币）。许多参加葬礼的日侨感动地说：“矢次清死在中国，举行了这么好的火葬，真是他的幸福。”
为了使日侨在集中候船期间生活得愉快，在有日侨的饭店招待所都开设了俱乐部，有的设有乒乓球台、篮球场，准备了大量的书刊、画报、棋类及唱片；有的组织舞会、游园、观看电影、幻灯、戏剧、杂技表演等，给日侨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每一次欢送，都是一次离别；每一次离别，又都是一次中日友好的珍贵纪念。当日侨离开中国时，各地都有组织地予以欢送，上海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秦皇岛市有数千名学生、工人、市民沿途欢送；天津新港岸上欢送的中国群众向船上的日侨频频挥手致意，天津港作业区的职工高举着写有“新港作业区全体职工欢送日侨回国”的红旗，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从1952年7月开始筹划，到1958年7月最后一批回国日侨离开天津新港，中国政府用了6年时间，抽调近千名干部，耗资700亿元人民币（旧币），共协助自愿回国的32072名日侨（包括前日本军人583名，越南日侨71名）返回日本，写下了中日友好关系史上难忘的一章。
四
中国政府协助日侨归国，打开了战后中日双方交往的大门，有力地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就致力于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关系。协助日侨归国，是中国对日本开展国民外交迈出的重要一步，使日本人民真正认识和理解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真挚友好的感情，同时促进了日本政府对新中国态度的转变。1954年8月，在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等友好团体及日本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作为对中国红十字会协助日本侨民及前日本军人回国的感谢，日本政府批准日本红十字会邀请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从而打开了中日双方交往的大门。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于1954年10月30日至11月12日在日本进行了13天的友好访问。先后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坂、神户、横滨等大城市，会见了日本工人、青年、妇女、农民等许多团体成员，并与日本经济界、新闻出版界、宗教界、医药界、工商界、政界及皇室成员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代表团每到一处，都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参加欢迎大会的就有七八万人，沿途和夹道欢迎的达几十万人。福冈县还由县知事、福冈市市长、县议会、市议会、商工会所及各界组成欢迎委员会。访日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许多团体和工商贸易界人士纷纷邀请中国有关方面组团访日，“日中友好”“恢复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协、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及其他团体，为促进日中友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协助日侨归国后，他们从1953年9月开始，协助数千名旅居日本的华侨回到自己的祖国。
日本侵华期间，曾抓捕大批华工到日本从事各种劳役，残暴的折磨夺去了7千多名中国人的生命，他们的遗骨散失在日本各地。中国决定协助日侨归国后，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大谷莹润法师（参议员）及日本友好团体的朋友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于1953年2月成立了“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将一具具中国人的遗骨收集起来分10批送还中国，使这些含冤而死的华工得以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长眠。在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中，日本政府提供了运送船只，给予了人道主义的支持。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日本友好团体及日本“中国殉难者骨灰护送团”代表时代表中国人民对他们表示感谢，他说：“希望这种友谊世世代代发展下去，两国人民以后会永远记着你们。”
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数万名日侨，像一颗颗友谊的种子，撒在日本国土上。许多人写文章，发表演讲，利用各种机会向自己的亲朋及日本人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许多日本新闻机构发表文章，盛赞日中友好，呼吁恢复邦交。
1957年5月1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干事长筱田弘作做为“中国殉难者骨灰护送团”一员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时，对中日友好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现在是年轻的中国和年轻的日本热望友好、热望邦交的时期，用人来比喻，就是达到了想结婚的程度。这是日本国民一致的心情，政治家也不例外。”周总理说：“北京的飞机场对日本首相、外相及其他政府官员随时都是开放的。”
15年后的1972年9月25日，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以政治家的胆识与气魄，毅然率员来华，在北京机场上，两国总理的手终于紧紧握在一起，中日友好事业开始了新的起点。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两国的合作与友好，近年来，这些合作与友好向着更高层次不断发展。今年是中日复交20周年，也是协助日本侨民归国40周年，回顾40年前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更加相信，中日友好已植根于两国人民的心中，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