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淳到底　慷慨犹存——献给老友胡子昂灵前的花环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真淳到底　慷慨犹存
——献给老友胡子昂灵前的花环
古耕虞　黄凉尘
闻子老以九五高龄阖然长逝，我们亲自到花店定制了一个花环，下署“老友”，以志哀思，并告慰子老在天之灵。
我们和他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了。我们都是四川人，但我们首先是中国人，因而用中国人的感情写了这篇悼文。
半个多世纪来，我们与他结伴同行。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我们与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相识。子昂与周恩来见面较早，最初是在武汉；而我们两人较晚，是在重庆。由于周恩来的指引和教导，我们逐渐地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知道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抗战；进而知道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在全国解放以后，无数事实向我们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以实际行动，不尚空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大江来自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我们俩都是年近八十或八十以上的老人了。深知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有个最敏感的部分，那就是鸦片战争后，我们民族受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掠夺、压迫与欺侮。我们所以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中结伴同行，后来又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从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出发的。后者，我们认为是民族的灵魂与源头。
许多人都知道，胡子老在抗战期间，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和四川省建设厅长。在此之前，三十年代起，他是中国兴业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康银行、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华西公司等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国民党政府军队自上海撤退后，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国使节也随之西迁。重庆因人口骤增，电力和自来水供应严重不足。子昂亲自到了武汉（当时政府要员还在武汉），要求政府拨款，在重庆建设新的供水系统和供电设备。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搞到一笔款项，在武汉就地购办了大量有关设备和器材，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危险，随同船舶沿江上溯，亲自押运。重庆是战时首都，它的建设不仅有关抗战，而且影响国际。子老此举是有功绩的。
就在武汉筹款期间，子昂与周恩来作了长谈，受到许多教益。他认为这是他认识共产党，并认识共产党为国脉民命之所系的开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仰仗美军、美舰、美机、美械之淫威，置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建立和平、民主、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于不顾，悍然发动内战。1945年10月，经过国共两党协商，以及各方面爱国民主力量的奔走呼吁，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规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然而国民党中的反动派是不甘心的，这个协定旋被他们撕毁，使内战蔓延到全国十多省，人民流离失所，饿殍载道。
我们工商界是热烈拥护中共号召的和平建国的。这是因为我们十分懂得只有和平，才能建国；只有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老百姓才有衣穿，有饭吃；也只有社会有了购买力，生意人才能有生意做。也在1945年10月，周恩来在重庆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商界组织的星五聚餐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界推代表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社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原则下相互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
由于官僚（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一贯排挤摧残民族资本，经过八年抗战，工商界正处于极度困境之中，而这时候，周恩来讲了话，这给我们工商界送来了一阵和煦的春风；若大旱之望云霓，共产党为工商界下了一阵及时雨。
我们是在国共两党的比较、鉴别中，逐步同共产党走到一起来的。
“人在虎豹丛中健，天在峰峦缺处明”
胡子昂本来并不想竞选重庆市参议会议长，他向我们表示要放弃那次竞选。但工商界一再敦促。这有四个原因：（一）他有才干，有人缘，他与四川的政界、军界、财政金融界、实业界都很熟；（二）他公正廉直，有正义感，不斤斤计较私利；（三）他主要是政治活动家，但也是经济家，他与工商界结了不解缘；（四）当时除了重庆一位银行家外，有资格能与他竞选的，是一位国民党在四川负责党务的长官，工商界不喜欢这位长官，所以我们希望他参加竞选，当参议长。
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使我们最憎恶的，是他们自以为抗战胜利以后，有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帝国和军事帝国作他们的靠山，就能保住他们的反动统治，可以为所欲为地压服人民革命和民主爱国力量。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胡子昂以他的实际行动报答了我们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希望。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他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的党旗，以示他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
1946年2月，重庆市各界在市区较场口庆祝“双十协定”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特务从中捣乱，打伤爱国民主人士多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当时，胡子昂在场，一气踏上长凳，厉声斥责打人凶手，并把被打伤的与会人士迅速送往医院。
内战期间国民党特务横行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1946年7月，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革命诗人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重庆市各界为此举行追悼会。子老在会上慷慨陈词，认为国民党这类恐怖活动和罪恶行为，完全违逆民意，人民决不容许。为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必须奋起抗争。他在追悼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振臂高呼：我们要和平救国！他“三呼和平”，正气凛然，当时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因此对他深表赞许。子老嗓音宏亮，若有天赋。至今忆及，犹感余音缭绕。
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头子戴笠，在此前后坠机跌死。当时，重庆市参议会有人提出要送挽联。子老说：“只要我一息尚存，不论用市参议会或用我个人名义，决不准送这种挽联。”当特务横行之际，这等于“虎口拔牙”，其胆识确实可敬。而国民党特务也确实对他屡图下毒手，只因迫于胡子昂在四川地望之重，加害于他会触犯众怒，尤其会触犯四川上层各界，搞得局面不可收拾，才不敢轻举妄动。
我们认为：胡子昂来自国民党（他在1947年底尚被选为立法委员），但却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行为。我们说他主要是政治家，就因为他有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子老有句名言：“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他是认认真真与人民站在一起，认认真真身体力行的。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途穷路末，更加残酷地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与爱国民主人士。反动派的压迫越重，人民的反抗也就越烈。1948年，子老偕其夫人到了香港，见到了我（古耕虞），对我说：他要“投奔共产党了”。当时，我在香港有公司，有钱。我知道他是政治家，需要政治活动经费，送了他一笔资助。他在香港默默地住了两三个月，不久，东北全境解放，他是坐香港驶往东北的第一条船（我的船）到大连的，实现了他“投奔共产党”的愿望。
当时，我（黄凉尘）在重庆，西南诸省尚未解放。子老有些活动古老不知道我知道。他在香港好像是静居，但在赴东北之前，他是在重庆、香港间来来去去的。有一天，他突然到了重庆，说要去见川军中某位兵团司令。那位司令在重庆，而他的兵团驻扎在川东。
胡子昂登门拜访了那位司令。司令似乎知道他的来意，开口就问：“你是替共产党来当说客的吗？”
子老答道：“我是来看望老朋友的。问你好，并问你在当前急转直下的形势下有些什么想法。我是本着老朋友的感情并本着自己的志向来拜访你的。”
他是冒着杀头的危险赴重庆的。当天，他从那位兵团司令那里归来，收到了一张条子，上写“速离重庆，明天不走就走不了了！”这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写给他的。
好在子老在重庆有很多老朋友。当时的重庆市长张笃伦，替他搞到了第二天清早起飞的飞机票。这架飞机是飞广州的。国民党的行政院还在广州，财政部长徐可亭（徐堪，四川人，孔祥熙的红人），同胡子昂与我们都很熟。他假说徐堪急电要他去当财政部次长，于是就坐了飞机逃出了虎口。其实他一下飞机就转坐火车到香港去了，当什么“财政部次长”？！
“人间岁月堂堂去，劝君快上青云路”
全国解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先在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很关心西南的经济建设，常常会见工商界。胡子昂和我们都是在那个时候结识邓小平的。
解放初期，子老在四川职务很多。诸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重庆市副市长等。但他的工作重点是在工商界。我们都是最早把企业与资金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轨道的。
1956年，子老由川调京，襄助民建中央宣传委员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工作，把他的影响从四川扩大到全国。任老、叔老都是著名的爱国老人，受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称之为“著名的民主革命战士，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肝胆相照、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叔老是全国工商联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故世后，胡子昂任第四届全国工商联主委，继续团结带领我们工商界接受党的领导，进行自我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出重要突出的贡献。
胡子昂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重要领导人，任民建中央副主委。1958年后民建中央与全国工商联成立协作委员会。他与后来任民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厥文同志团结协作，由于他们德高望重，深受全国工商界爱戴，称之为“两位胡老”。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把门路搞得宽一点，把有本事的人找出来，用起来”的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成立了三家大公司，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光大实业公司和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这三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与工商界有关，被戏称为“三兄弟”。我们两人都是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们继续结伴同行为改革开放效力。
1983年，全国工商联有个代表团访问港澳工商界。参加代表团的都是内地工商界著名人士，胡子昂是团长。港澳工商界热情招待。代表团成员都在港澳有很多朋友，纷纷送礼。子昂规定，任何团员不收任何礼物，包括亲友私人送的礼物在内。当时，政府规定，凡赴港澳或出国人员，回来时可带一件免税商品。而全国工商联代表团归来时，却没有人带一件这类商品，使海关人员为之惊讶不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情况。当时政府发给一笔外汇，作为特需费。到港澳后，这笔外汇也没有花出去，按照子老吩咐，归来后原封不动上交国库。
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是赚了钱的。我们在国际贸易方面有些经验，而所聘的总经理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我们的业务重点一是向外国的大企业，诸如向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碳化氰公司等15家大公司、大银行提供咨询服务；二是代理，例如代理我国纺织工业部进口外国毛条，加工成毛纺织品出口，代理山西煤矿扩大外销等。这家公司的业务是受过国务院审查的。子老说：“我们一定要清清白白地办起来，清清白白地交出去。”
子老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探索真理，坚持进步，坚持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甘苦与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需要几代人的团结努力。前人走过的正确道路可以激励后人。在子老的昭示下，我们希望年轻一代继续向前走，而且要更上一层楼，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