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1991年经济形势回顾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一年
——1991年经济形势回顾
国家统计局
1991年，我国各族人民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取得了明显成效。整体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改革开放迈出较大步伐，结构调整取得进展，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已基本实现，为实现“八五”计划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尚未完全缓解，强化改革并以改革促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经济形势明显好转
一、社会总供求在正常增长的条件下保持基本平衡，关系进一步改善
1991年，社会总供需之间依然保持了基本平衡的格局。全年社会总供给22458亿元，社会总需求23358亿元，需大于供的差率为4％，属于正常范围。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国民经济在稳定中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95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左右，这与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年初以来，伴随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的回升，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均衡的增长势头，进入11月以来，由于限产压库，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全年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23326亿元，比上年增长12．9％。如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全年增长14％左右。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取得一些成绩，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农业取得了较好收成。粮、棉产量均为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全年粮食总产量4353亿公斤，比上年减产110亿公斤；棉花产量超过500万吨，比上年增产50多万吨；油料总产量达1593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糖料、烤烟产量可创历史最高水平。畜牧业、渔业持续增长，其中猪牛羊肉总产量达2639万吨，比上年增长5％；水产品产量达1320万吨，约增长7％。全年农业总产值83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3％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明显回升。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5200亿元，比上年增长16．9％。
——国内市场销售全面回升，趋向基本正常。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93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2％，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9％。生产资料市场也进一步转旺，物资系统销售额达到3129亿元，比上年增长24．5％。城市市场销售增长较快，比上年增长16．1％；农村市场销售回升，增长10．4％。
——对外经济进一步发展。全年出口总额7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8％；进口总额638亿美元，增长19．5％。进出口相抵，扣除不收付外汇货物，出大于进124．5亿美元。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投资明显增加，国际旅游业兴旺，国际收支状况继续好转。
——居民收入增加。全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570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8％左右。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10元，扣除物价因素增长2％左右。
二、结构调整取得进展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保持基本协调。积累与消费比例相对稳定，积累内部固定资产积累所占比重有所提高。农轻重比例基本合理，主要农产品丰收使工农业之间的关系继续处在比较协调的范围，重工业发展加快，使轻重工业的比例进一步改善。生产与使用比较协调，社会库存增长恢复到基本正常水平。
——工业内部结构有所改善。全民所有制工业、大中型企业开始改变前两年徘徊的状态，生产增长加快，分别比上年增长8．4％和9．2％。全民所有制工业新增产值占全部工业新增产值的43．2％，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工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取得新进展。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生产均好于上年，其中，原油、原煤、发电量、钢等产品产量创历史新纪录。主要轻纺产品中，畅销产品保持增长，滞销产品有所减产。企业结构调整工作也开始起步，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00多家企业被关停并转。随着需求的回升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品销售趋于基本正常，产成品资金占用明显减少，年末预算内国营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1130亿元，比年初下降1．7％。
——投资结构继续改善。基础产业部门投资比重上升。全民所有制单位完成投资额中，农业、原材料工业、运输邮电业等所占比重由上年的33．1％提高到35．2％。更新改造投资比上年增长17．3％，增幅提高12．1个百分点。在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节能降耗和“三废”治理的投资比重由27．1％提高到29．6％，而用于增加产量的投资比重则由35．2％降低为31％。
三、金融形势相对平稳
1991年银行、信用社存贷差进一步缩小，存款增加额大于贷款增加额341亿元（上年为贷大于存63亿元）。贷款结构进一步改善，有效地促进了最终需求的增长。银行、信用社各项贷款增加额中，流动资金贷款所占比重由上年的74％下降到63．7％；固定资产贷款所占比重则由14．4％提高到24．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需求的回升，货币投放规模扩大。
四、改革迈出较大步伐
1991年，在社会安定和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重要的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改革的步伐加快，物价、外贸等领域改革取得了明显效果。原油、成品油、钢材、铁路货运、粮食等调价措施，对解决基础产品价格偏低，促进基础产业发展，减轻财政补贴产生了积极作用。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加上微调汇率，促进了出口结构的调整，竞相抬价收购的现象明显减少，提高了经营效益。深化企业改革出现良好势头，有关措施正在落实。农村在继续稳定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同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住房、劳动工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和证券市场试点以及加强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也开始迈出步伐。
综上所述，前一时期以总量调控为主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明显成效，国民经济恢复了正常运行，为克服发展中的矛盾和深化改革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进展较慢，经济效益不高，财政困难增大，这些问题的实质又是经济体制、经济机制问题。
当前宏观决策、宏观管理的几个认识问题
一、经济发展尚未出现过热现象，但要注意防止
1991年经济总量指标增长较快，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过热现象，并警告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认为，1991年生产、建设、消费等经济总量是在前两年治理整顿中回升的，带有明显的恢复性，整体上尚未过热。
从社会总供求之间的关系看，治理整顿以来连续三年保持了基本平衡的格局，1991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差率仍控制在5％的正常范围之内。信贷、物资、外汇收支也保持平衡。
从供给看，农业连续三年丰收，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商品货源充足。据商业部对1991年下半年705种商品供求形势的分析，供求基本平衡的占60．4％，供过于求的占27．4％，供不应求的只占12．2％。
从需求看，国内需求回升相对平稳，消费需求保持正常增长，居民消费心理基本正常，储蓄稳定增加，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9110亿元，比年初增加2076亿元，居民购买的各种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也明显增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基本合适。当年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与国家适当增加即期需求的政策取向及清理“三角债”从投资缺口入手的方针是相一致的，是建立在1989年以来的低基数上的，带有明显的恢复性。出口需求增长较快，占总需求增量的比重由上年的24．8％提高到41．2％，这有利于改善国内产业结构，提高对外支付能力。
市场物价涨幅不高。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3％左右，低于计划上涨6％的水平。
当然，在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宏观调控要注意经济增长惯性，防止出现过热。主要是因为新开工项目增势猛，在建项目总规模偏大，项目趋向小型化。这一方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下去。
二、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短期内还不会转化为现实的危险，但要保持高度警惕
在前两年银行贷款增加较多的基础上，1991年又新增2895亿元，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比年初增长26．8％，略低于上年27．9％的增幅，这表明通货膨胀压力在继续加大。有些同志认为，这种压力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我们认为，短期内转化为现实的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还不大。一是随着经济恢复正常增长，有效供给增加，供求关系还保持基本平衡。二是新增加的贷款一部分形成生产储备、新增固定资产、产成品资金而沉淀了。三是目前市场物价的上涨主要还是受价格结构性调整的影响，需求的拉动作用仍比较小。四是城镇居民消费没有出现新的热点，农村居民因购买力增加有限和消费条件的限制，使消费增势较平缓，对市场物价的上涨具有制约作用。
当然，对潜在的通货膨胀也要保持警惕。一是成本上升对物价上涨的影响。由于主要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连年上涨，职工工资也连年大幅度增长，利息开支增加，直接推动了企业产品成本的连年上升，在上年上升7％的基础上，1991年又比上年上升5．2％。成本上升的压力可能由近两年的企业内部消化转为依靠提价转嫁负担，导致物价上涨。二是目前大中城市物价涨幅已经较高。全年35个大中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涨8％，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开始影响一些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三、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财政困难加剧并存的问题
1991年经济总量指标发展都较正常，但国家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有些同志认为，这是经济状况恶化的表现。我们认为，财政形势是严峻的，财政收支不平衡，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确应引起高度重视，但也不能因此而认为经济形势没有好转。
首先，财政的困难是伴随着经济稳定发展出现的，是在信贷、物价、外汇收支平衡基础上，而不是在经济萧条情况下产生的，国家财政赤字扩大是在收入增长而支出增长更快下造成的。因此，它是前进中的困难。
其次，社会资金格局有了明显的变化，财政预算内资金作用相对弱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搞活，财政资金的主导地位已逐渐转变为财政预算内、预算外、信贷资金“三足鼎立”的格局。据测算，社会资金中，财政资金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8．1％下降到1990年的32．6％，预算外资金所占比重已上升到31．4％，信贷资金所占比重上升到36％。
第三，各种所有制经济对经济发展与财政增收的影响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非国营经济发展迅速，如80年代，全国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2．6％，其中，由非国营工业拉动近8个百分点，占63．2％，但由于前一时期国家对非国营经济的减税、低税、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及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税收等手段不力，使其经济发展未能与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同步增大，1990年非国营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5．4％，但在财政工商税和企业所得税中，非国营企业仅占1／4左右，从而加剧了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反差，加上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低，也影响财政收入增长。
第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社会财力越来越大是相对充裕的。出现了“三个并存”：即预算内困难与预算外相对宽松并存；财政赤字与外汇结余并存；国家财政困难与居民储蓄增多并存。
四、经济效益滑坡趋势得到初步抑制，但还未根本好转
从广义上、从全社会、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而言，效益是在逐步改善的，近两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5％左右；人均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左右。现在人们对效益改善慢主要是从狭义的微观的效益而言。即使如此，效益也开始改善。1991年伴随着经济的回升，“速度型效益”已有显现，从下半年以来，效益下滑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年预算内国营工业实现利税比上年增长8％，劳动生产率提高7．4％。但效益低下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企业亏损面仍高达29．7％，如考虑潜亏因素，实际亏损面还要大，亏损企业亏损额在前两年成倍上升的基础上，全年继续上升10．6％。企业盈利水平依然较低，全年实现利润比上年还下降14．2％。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仍为近几年最低水平。
造成企业低盈利运转的原因，首先是成本上升，利润转移问题。治理整顿期间，国家较大范围内进行价格改革，提高职工工资，调整汇率，试行住房、社会保险改革，增加提高粮、油销价的补贴，扩大税种等一系列措施，成为企业的一些新的减利因素。由于受市场制约，企业难以像治理整顿前那样靠涨价来转嫁负担，相反还有不少产品降价销售，加上高库存带来的高贷款，利息负担重，使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向工业以外部门和个人转移。其次，治理整顿前重复建设、盲目引进带来的“后遗症”尚未消除，不少价高利大的加工产品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利用率只有50％左右，使规模效益受到了很大制约。当然，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技术进步不快，经营机制还不适应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形势，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价格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企业不能优胜劣汰，也影响了资源配置的优化。从根本上说，企业低效益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机制不健全的综合反映。这说明要真正提高企业效益，必须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
五、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主要是分配不公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形成，加上分配手段和方式的多样化，我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中分配的模式逐渐为有计划商品经济多元分配模式所替代。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国家所得比重由1978年的31．6％急剧下降为1990年的14．5％；企业所得由19．1％逐步上升为23．8％；个人所得由49．3％急剧上升为61．7％。1991年三者比例变化不大，估计国家、个人所占比重略有降低，企业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从总体上看，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是明显的。这种明显的变化，又由于分配不公，使收入分配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度更为加剧。社会上出现了一类较高收入的人，甚至少数暴发户，其中有的收入为非法手段所得。此外，企业尚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出现国家让利给企业、企业又通过各种“漏斗”流到了个人手上。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国家应通过财政、税收、银行、物价等再分配的手段和渠道来缓解。
1992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几点建议
在新的一年里，宏观政策取向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深化改革为主导，管好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以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加快改革投资的融资渠道步伐，适当加大增量结构调整力度，保持需求总量的稳定增长。在消费心理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科学把握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把一部分消费需求转化为投资需求。执行计划中，要严格控制在建总规模。
为缓解投资缺口矛盾，建议除征收各种重点建设基金外，可围绕财政资金和个人储蓄及手存现金做好筹集资金工作。
一是强化国家财政投资的贴息政策。财政贴息投资要重点用在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见效快、效益好的生产性建设的项目上。
二是尽快建立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各项制度，有计划扩大长期信用融资渠道，重点是增加国库券、债券、适当扩大股票发行试点，实现居民金融资产的多元化。
三是正确处理好利率、物价、债券率等经济杠杆的相互关系。
四是在适当收紧信贷总量的同时调整贷款结构。
二、加大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力度。在搞活农村供销社的同时，加速主要农产品的期货市场建设，积极组织农产品销售的服务体系，缓解卖难矛盾。进一步推进农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除了调整粮食的购销价格外，还要确定主要农产品合理的比价，避免轮番涨价，加剧农产品生产的不正常波动。严格控制农村工业品的价格涨幅，改变近几年出现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趋势，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三、大力推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保持工业生产的适度有效增长。坚定不移地落实《企业法》，加快企业内部劳动、分配制度的改革。加快工业品价格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创造使企业进入市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大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强化企业的技术进步，降低物质消耗，改善经济效益。强化市场机制对生产的调节作用，把信贷投入与企业产品销售状况挂钩，协调好限产压库与正常生产的关系。
四、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缓解国家财政困难的矛盾。对收入的初次分配改革，主要是解决透明度问题，使各经济主体的收入规范化和法制化。对收入的再分配改革，要适当强化各种经济杠杆作用，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收入，促使其合理化。要严肃税法，加强税收管理，健全个人收入所得税制度，堵塞财源流失漏洞。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国家包揽过多的局面，根据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分别负担的原则，逐步减少各种补贴。
此外，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继续实行鼓励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适应国外市场多样化的需要，有计划组织多层次商品生产，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