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为追悼斯大林同志逝世而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
——为追悼斯大林同志逝世而作
　张如心
（一）
伟大的斯大林逝世了，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逝世以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最沉重的和无可补偿的损失。在这哀痛的日子里，人们很自然地回忆着斯大林的过去，感激斯大林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作为列宁的最好战友、列宁逝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对苏联人民、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尤其感觉亲切的与永志不忘的是这位巨人对中国人民的特别关怀和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
伟大的斯大林一贯地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热情的鼓舞者和天才的导师。远在一九一八年，即我国五四运动的前一年，斯大林即强调指出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国际意义，并发出了“不能忘记东方”的号召。以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每一步的前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和欢呼。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他的一次讲演中曾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间，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着吃人的野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开展革命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粉碎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胡说，为了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给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以促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在这一时期写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著作，把列宁主义的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推进到新的阶段。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不朽著作，主要的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问题”、“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论反对派在中国三个问题上的政治面目”。斯大林在这许多著作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观点深刻地阐述了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尖锐化的条件下发展着的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问题，并对于共产党人在这一革命中应采取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给予了许多极其天才英明的指示。斯大林这许多不朽的著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它对于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循着斯大林的指示而获得胜利的。
（二）
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与战略策略的规定，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情况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为依据的。斯大林指明了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与宰割下的半殖民地。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驳斥托洛茨基匪徒所谓“中国民族革命主要是反关税的革命”的谬论时，曾这样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主要地不在于对中国关税的限制，而在于它在中国握有从中国好多百万工人和农民身上吸取血汗的工厂、矿山、铁路、轮船、银行、洋行。”（“时事问题简评”）
斯大林揭露了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统治是与旧中国国内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密切地结合着的，并一再地强调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仍是中国广大农村压迫的基本形式。斯大林说：“如果好些省份内农民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属于地主和劣绅；如果武装的或没有武装的地主不但是经济的而且是行政的和司法的权力；如果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实行着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压迫的基本形式。”（“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托洛茨基匪徒拉狄克当时曾经以“商业资本渗入了中国农村，并把土地出租给贫苦农民”为理由来否定中国农村中封建势力的存在。斯大林在戳穿拉狄克这种胡说八道时，曾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商业资本的特性和它与封建势力的关系，他说：“中国农村里是不是存在着商业资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仅存在着，而且从农民身上吸取血汗并不亚于任何封建主。可是这种原始积累类型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是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从地主那里抄袭了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方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斯大林对于建立在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作了下列的科学判断：
“中国现在的惨无人道地掠夺和压迫中国农民的整个军阀官僚机构，本质上就是封建残余和封建剥削方法的统治同乡村商人资本的存在之这种结合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物”（“时事问题简评”），“军阀统治，督军、省长以及现在一切残酷和掠夺的军事的与非军事的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独特性上面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正支持和巩固着这整个封建官僚机构”（“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大家都知道：我国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代替满清封建王朝而统治中国人民的，正是斯大林所指出的以北洋军阀为中心的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官僚机构，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则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政权。这种建立在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上面的政治上层建筑——军阀官僚统治制度，一方面是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又与外国帝国主义密切地结合着而成为他们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正是这种反动腐朽的封建军阀官僚统治制度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势力的剥削与压迫，并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充当了清道夫，使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三）
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特点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判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大林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是反对封建残余。它同时还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个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的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种天才英明的论断，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匪徒否认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胡说，同时也给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一个有力的警告。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错误观点之一，就是只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一面，而完全漠视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因而可耻地阻碍了农民土地革命的开展，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斯大林当时曾经极严厉地抨击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他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不认为展开农村革命是可能的，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大错特错。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忠实学生和战友——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即站在列宁斯大林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积极地支持了农民运动，以深入和贯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又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这一天才指示，正确地把握了中国革命两大巨流的辩证关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斯大林在全面地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征时，曾着重地强调了中国革命的下列三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也是民族解放革命，其刀锋是对准着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便是它与一九○五年俄国革命首先不同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是与各国无产者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衔接着的。”
第二个特点是：“民族大资产阶级在中国是极端软弱和落后的，他们较之一九○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得无比。”“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第三个特点是“在中国旁边，还有苏联存在着和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帮助不能不促进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斯大林这里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几个特点，对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方向有决定的意义，因为中国革命既然不是普通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带着上述诸特点的民族民主革命，那末很显然的，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和前途将必然是如斯大林所预见的：“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进攻革命，……；或者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在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以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底轨道上，伴有由此产生底一切后果。”（“中国革命问题”）斯大林接着更补充指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这一专政的经验中国无产阶级可以顺利地利用——大大地便利于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在于为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斗争”（同上）。
这样斯大林便明确地断定了中国革命是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生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领导权必须属于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在阐述了中国革命上述诸特点及其发展道路之后，斯大林便斩钉截铁地肯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土耳其式的革命，并辛辣地嘲笑了中国当时想扮演基马尔角色的人物（其中第一个就是匪徒蒋介石），指出“这一切都是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梦想和幻觉”（“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这一极端英明天才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是他全部中国革命理论的精粹，它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的一九二六年（即斯大林上述著作发表的同一时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中国革命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也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作出了与斯大林相同的论断。毛泽东同志以同样斩钉截铁的语气，断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政治主张”，在十月革命以后崭新的世界局势之下，是“完全行不通的”，并着重地强调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后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又把斯大林上述的指示进一步地发展成为完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二十多年来中国革命及其胜利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正是斯大林所指示的又为毛泽东同志所发展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过去我们党内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存在过两种不正确的偏向，一种是向右边歪的，另一种是向“左”边歪的，这两者都是完全违反了斯大林的指示。右倾机会主义者，如陈独秀是把中国革命看作以资产阶级为天然领导者领导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断定：“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是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陈独秀一九二六年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抗日战争时期陈绍禹同志的认为国民党可以充当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抗日战争的胜利必然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的思想，实质上是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论”的翻版。两者都干脆地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而也否认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左”倾机会主义者则相反，抹杀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的革命的区别，企图一下子跳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很快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说法，以及后来所谓“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或者“中国重要部分的胜利”“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的论调。这种“左”倾高调空喊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反而碰得头破血流，因而实质上也是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胜利的可能性，从而也取消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四）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天才地论断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而且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这一革命使之能够按照上述的发展方向取得最后的胜利，也给与了许多极端重要和宝贵的指示。
斯大林首先指出中国革命必须要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而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政党——共产党，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首要的并且带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斯大林在回答“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便于起领袖作用、领导者作用，则要求些什么呢？”的问题时指示说：“为了这个，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坚固的组织，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
斯大林在这里所首先强调的正是他和列宁一起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最主要的经验。大家都知道：俄国因为有了列宁、斯大林所缔造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共产党，因此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以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为指南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人民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并由此而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康庄大道，也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并获得国际革命力量的援助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个党之所以能够起这样扭转乾坤的伟大作用，就是因为它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完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无敌的革命科学，善于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不断地和各种各色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一个按照马、恩、列、斯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天翻地覆大转变的关键，是现代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关键，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过去和现在，同时也决定今后中国人民的建国事业的将来。其次，斯大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将广大的劳动人民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劳动人民中间，斯大林特别强调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队伍，必须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斯大林全部中国革命理论的根本思想。它不仅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也规定着中国革命的策略路线。斯大林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分析出发，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极其充分的估计，因为封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既然是中国广大农村压迫和剥削的基本形式，而帝国主义又在支持着这样压迫和剥削，那末农民土地革命问题必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托洛茨基分子因为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因而也就必然抹杀农民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斯大林曾指出：“托洛茨基（也就是说，和反对派）的基本错误是在于过低估计中国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过低估计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同上）斯大林指出，这种观点与否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的观点一样，乃是反革命的张作霖与蒋介石的观点。斯大林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成功。为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曾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的最前列，教导农民、尤其是贫农组织到革命的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去并进行没收地主土地的事业。”（“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指示，除了团结劳动人民以外，无产阶级还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自己的周围，以便形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战胜当前革命的主要敌人。
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必须区别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以及“无产阶级应当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革命联盟”的思想，明确地肯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是别国人民的压迫者，在那里资产阶级在革命的一切阶段上都是反革命的”，而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情，在那里别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革命因素之一，在那里这种压迫不能不也损害民族资产阶级，在那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阶段上和某一时期内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
对中国实际生活完全无知的托洛茨基匪徒抹杀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特点，从而愚蠢地反对中国无产阶级与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订立联盟，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立即退出当时还是各个革命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主张。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分子这种极端荒唐的主张时，曾特别强调列宁主义的一条策略原则，即“每个国家的共产党务须要利用极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大批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时事问题简评”），并指责了托洛茨基派这种政策无疑地是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因为“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匪帮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放弃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以取得革命敌人的欢心。”（“中国革命问题”
但是，如果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订立革命联盟的策略了解为无产阶级可以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从而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物，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斯大林在回答“共产党人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是否应当牺牲自己的、即使是最小限度的、即使是一分钟的独立性呢？”的问题时，曾经这样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说：“不，决不是这个意思。统一战线只是在这种场合下而且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具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害共产党去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公开地组织工农革命，从而准备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共产国际正是以这种统一战线观来启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为此，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必须坚决反对代表民族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限制革命规模的任何企图，并指出如果他们拒绝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和叛卖革命的利益，则应当把他们逐出国民党。为了同样的目的，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给予了上述极严厉的抨击，并强调“立即满足一些最成熟的农民要求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这些天才英明的策略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策略原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斯大林上述的指示极大地发展了，并形成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完整的正确的策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英明地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摇摆，因而大大地发展了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势力，削弱了和孤立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并配合国际革命势力的援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后来人民大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再次，斯大林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斯大林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分析出发，英明地强调了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重大意义。斯大林在比较中国革命与欧洲各国革命的爆发形式时，曾指出中国革命的下列的特点和优点：“从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纪，革命总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坏的人民举行起义，与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力谋瓦解旧政权的军队，或者至少部分地把它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在中国，不是那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即革命军队，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当时北伐战争胜利的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底特点和优点之一，革命军队打了大胜仗，情况就根本改变而有利于革命，人民就有集会、罢工、出版、结社的自由——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武装斗争在中国军阀统治制度下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天才论断。为此，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应该特别注意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中巩固起来，使军队革命化，改造军队，把军队从个别冒险分子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要求“现在要奠定从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及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团队和师团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并且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精密地研究军事”（同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是完全漠视了武装斗争，拒绝执行斯大林关于武装群众、改造军队的指示，因而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处于几乎完全没有武装的极端困难和危急的境况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面，忠实地执行了并大大地发展了斯大林的指示，从而创造了人民革命的军队，创造了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并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终于取得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把斯大林的武装斗争的观点发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完整理论。最后，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政权问题的分析，使中国革命具有了明确的目标。斯大林除了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必须对当时尚在革命的武汉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之外，还天才地阐述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以后，应当建立的政权的性质、特点和任务的问题。斯大林在其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一文中，这样写着：“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讲来，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一九○五年所说的那种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个政权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所应当走的方向。”（“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对于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的天才论断是从他的中国革命全部理论观点逻辑上必然得出的结论。斯大林这一天才指示对中国共产党人建设自己的国家政权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二十多年来的中国革命正是朝着斯大林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结果所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正是斯大林二十多年前所预料的那种类型的政权。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特点，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文中曾有下列的描述：“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斯大林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前途有高度的信心。斯大林警告那些帝国主义强盗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计量的。这些力量还没有恰当地表现出来。它们将来还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看不到这些力量，不以应有的程度估计到这些力量，他们将因此而吃苦头。”（“中国革命的力量”）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与帝国主义强盗被逐出中国这一震撼全世界的历史事件辉煌地证实了斯大林的天才的科学预见。
（五）
上述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带根本性质的天才英明的指示，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在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斯大林指示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作了极高的估价。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把革命胜利了的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称为新的“突击队”。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的新“突击队”的出现，改变了苏联过去单枪匹马地执行革命突击任务的局面，大大地便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斯大林的关怀下，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加强起来。一九五○年二月，中苏两国在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参加下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进到了一个新的空前亲密空前巩固的阶段。斯大林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致毛泽东同志的电文中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伟大友谊是反对新侵略威胁的可靠保证，是远东及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本着这种友谊精神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各个协定，对于巩固我们的国家和保卫远东和平的事业具有巨大的意义。
斯大林对于我国人民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极为同情和支持，并相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和朝鲜方面。他答复真理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如果英国和美国终于拒绝了中国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议，那么朝鲜战争便只能以干涉者的失败而告终。”
我国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的斗争，一面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的巨大工作。斯大林和他所领导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斯大林是最早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重工业的人。他曾说过：“中国因为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而被一切逞性妄为的人所蹂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苏联和我国签订了贷款和贸易的协定，供给我们头等的工业装备和各种建设器材，并应我国之请求，派遣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建设，将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我们。苏联这些慷慨无私的援助，大大地加速了我国建设的速度。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以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逝世了，他和我们永别了。但斯大林虽死，而他的精神却将永存。斯大林的天才学说，斯大林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科学思想将永远地放射着灿烂的光芒，继续引导我们胜利地前进，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事业。
伟大的斯大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