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心灵一个支点——京城心理咨询热线一瞥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新事瞭望

　　给心灵一个支点——京城心理咨询热线一瞥
本报记者赵蓓蓓
有个大学的三好学生，突然自杀了。原因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唱卡拉ＯＫ时走了调，在场的人忍俊不禁，他便感到无地自容。
“这人也太脆弱了！”不少人也许会这样想。
其实，这世间，最脆弱的恰恰是隐藏在人躯体里的那颗灵魂。有位哲人曾说过：“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繁杂纷扰，它加剧了对人内心世界的冲击与碰撞。面对这既精彩又无奈的世界，有谁能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尤其对那些初涉世事和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强烈的内心冲突常常使他们痛苦不堪。生与死对他们来讲往往只是一念之差。
那么，当人的心灵大厦开始倾斜时，谁能给它一个支点？
打开一扇心扉
“你好，这里是青春热线。我能给您什么帮助吗？”听到话筒里传来的柔和、亲切的声音，一个１８岁的新兵动情地哭了好长时间。他说：“我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无处！”欲哭无处，绝不是这位年轻军人的独特感受。
１９９１年４月５日至７日，上海团市委少年部的电话２４５５６１始终没闲过。据市电话局接线员统计，在这３天中，平均每小时有２．５万人在拨这个号码。原来，中国少年报开办的知心电话这几天挪到上海办公了。从早到晚，电话铃响个不停。原定接听时间到晚上９点，但直到１１点，听筒里还不断传来小朋友急切的声音。一位好不容易打通电话的小学４年级女孩说：“我在公用电话亭里已经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有个女孩叫通电话后哭了好一阵儿，她对“知心姐姐”哭诉道：“我是个学习非常好的女孩，但我这次外语没考好。我不敢回家，怕妈妈打我，于是就想到了你。我给你打了３０多次电话都没通，天都黑了，我只好回家了。我是跪着把考卷递给妈妈的，但妈妈还是让我跪了搓板，打了我的嘴巴。我就想，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听着她的话，主持人“知心姐姐”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人心贵在相知。可现实生活中却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迫切需要找个人尽情倾吐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时，举目四望，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尤其对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学习负担、人际关系、考试升学、对异性的朦胧之爱等种种困扰常使他们不堪承受，又不知该与谁人诉说：父母，有代沟；老师，太严厉；朋友，不理解……知心电话似一股暖流滋润了他们干渴的心田。自１９８８年３月２日开通以来，作为京城第一条热线已接到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两万多人的电话。“知心姐姐”还走出京城，在全国２２个省、市、自治区的３３个城市开办了短期咨询电话，反响之热烈从上海之行可见一斑。
孩子们向“知心姐姐”敞开了一个个纯真隐秘的小世界。广西一个６年级的女同学问：“喜欢和恋爱是一回事吗？我很喜欢一个男孩，他很有魅力。我想跟他结婚，我能告诉他吗？”“知心姐姐”以自己童年的经历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人长大了会变的，你最好把这份感情埋在心里，到了结婚年龄你如果还喜欢他，再对他说一声‘我想嫁给你’也不晚。”女学生听后感动得哭了。“从没有人跟我谈过这些，父母就知道盯着我。”厦门一个小学６年级男孩哭着说：“我３岁时，爸爸妈妈离婚了，现在又复婚了。星期天妈妈就要回来了，我该怎么办？”“知心姐姐”说：“妈妈回来是好事。星期天你早早到车站去接妈妈，她一下车你要大叫一声‘妈妈’！”在成都和南京，向“知心姐姐”倾诉烦恼的，竟有１／３是孩子家长。
看来，谁都需要“知心朋友”。
握住求助的手
北京有些中学生毕业时喜欢把４０１５０４３写在纪念卡上，送给新同学，并留言：“如果你有烦恼，请找不见面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指“中小学生电话帮助你”。这条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热线１９８９年２月开通至今，“热度”始终不减，年接话量近万人次。一些中学生考入大学后，又应聘到这里做起咨询员，他们把过去从热线中汲取的爱与力量，又毫无保留地献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京城的１０几条咨询热线像条条纽带，在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前不久，北京晚报披露了一个真假“知心姐姐”的动人故事。北京有家私人电话是４９１６１６１，与“知心电话”４０１６１６１仅差一个数字。起初，不少小朋友误拨了前面的号码，总会被告知“对不起，你打错了。”后来，话筒里的人也开始耐心倾听并回答来话者的问题，那甜美的声音、诚恳的答复使许多孩子都以为自己真的在与“知心姐姐”交谈。其实，接话人是个名叫张静、年方２３的北京姑娘。为了不使打电话的孩子失望，她就主动充当起“知心姐姐”的角色。
当一双双求助之手伸过来时，谁会忍心推开？！
王贵均，一个搞美术装璜设计的北京青年，不幸患了视网膜脱落。色彩斑斓的世界在他眼中突然变得浑沌一片。痛苦迷茫之中他来到公用电话旁，拨动６０９２９３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４３９播音室”的热线电话。他眼含热泪地向主持人李慧道出自己的苦闷与寂寞，希望能通过热线电话多结识些朋友。谈话录音播出不久，李慧收到王贵均用很大的字写来的一封信：“这些日子，我几乎被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埋起来了。自９月２５日，我家楼下的那个小小的信箱便开始分上下午被邮递员塞得满满的，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楼取信，然后拆信。我被那一颗颗心温暖着，被一只只伸过来的手抚慰着，我深深地为这些陌生而又亲切的朋友的爱心所感动。写到这，我心中又回荡起播音员送给我的那曲《水手》。我要告诉朋友们，我会在生活的激流险滩中做一个出色的水手的。”
“中国的忏悔教父”
并非所有的电话都是来求助的，很多来话者只是为了寻求一种宣泄。由于在电话中不必报出自己的姓名、单位、地址，个人情况，只需谈及有限的事实，故使那些苦闷难耐者能较少顾虑、无拘无束地表白自己，充分宣泄内心的积郁。
人常常需要一对一的交流，而多年来我们却习惯于群体教育。个性的压抑造成了一些人的人格扭曲，人格的扭曲又导致了心理行为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和格格不入。心理咨询电话弥补了我们教育上的不足。那些产生心理困扰或饱受心灵煎熬的人，只要拿起电话，便可和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活生生且充满爱心、善解人意的人交流、倾诉，由此让紧张、焦虑、痛苦的情绪一时间得以松弛和舒展，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场合难以得到的。此时此刻，对倾诉者来说，话筒的另一端既是人，也是神。难怪法国报纸曾把中小学生电话帮助你称为“中国的忏悔教父”。
“青春热线”、“妇女热线”曾接到过不少“第三者”的电话。不光彩的名声使她们心理严重失衡，强烈的内心冲突和窘迫的生活处境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想挣脱又往往力不从心。于是，她们悄悄地拨通热线电话，让闭锁的心的闸门开条缝，透透气。
“性病热线”与“艾滋病求助热线”面对的则是更隐蔽且更苦恼的人群。他们中有些染上了性病，有些则是同性恋者。难言之隐使他们备受折磨，他们不得不默默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热线电话帮他们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有位青年与女友发生性关系后，在女友身上发现了红斑，便担心染上了艾滋病，当咨询员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后，他感到如释重负。一位２７岁的大学毕业生，具有同性恋倾向，尽管尚未与同性有过感情交流，却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家人及同事都督促他尽快找个女友结婚，他不愿意又不能表露；遇到自己倾慕的男性既摆脱不了迷恋又不敢表白，怕遭到拒绝或被人轻蔑。这种性心理的偏异与其生理及社会角色的巨大冲突弄得他焦头烂额，自卑自责。热线电话使他第一次知道，像自己这样的人也应得到理解与尊重。
在我们还不具备西方及日本那种专供宣泄不良情绪用的“宣泄电话”和“宣泄室”之时，心理咨询热线电话无疑起到了类似作用。交谈解除了一些人的心理困扰和心理危机，从而避免了一些由此而造成的精神崩溃、心身疾病及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开办的“希望热线”使数以百计的企图轻生者打消了自杀念头。
贫穷的富有者
“人生以爱为本”。这话镌刻在韩国人送给中小学生咨询服务中心的一件礼品上。尽管目前社会上对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看法不一，但每条热线周围仍聚集着一群敬业者。他们不计报酬，用赤诚之心支撑起一颗颗失衡的心灵。来话者的一声“谢谢”便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中小学生热线的负责人王建宗说，能把这些咨询员聚在一起的力量是孩子们的纯真。孩子们敞开的世界让人感到似乎又回到童年，过来人以成熟和较深的阅历面对这些稚嫩的心灵，便会油然生出一种责任感。但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已使这些热线电话的发展受到制约，青春热线主持人的许多设想，因苦于没钱而无法实施。角色本身对咨询员的要求极高，但热线却无力对咨询员做系统培训……
真希望我们那些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领导同志和企业家们，能像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兰宏生和上海太阳神公司那样，伸出手来，扶助一下这些支撑他人的人，支持一下这拯救心灵的神圣事业！
北京市部分心理咨询热线电话一览表（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