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滥发报表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报纸工作述评

批判滥发报表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现象
滥发调查统计报表，是许多领导机关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构成农村“五多”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有些领导机关由于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滥发报表的严重危害性，所以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仍然无限制地向下乱发表格。对于这种现象，报纸进行尖锐的揭发，“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毛主席：“反对党八股”）是很有必要的。最近北京日报就用生动的事实有力地进行了这一宣传。
北京市许多机关滥发报表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虽经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于今年一月九日作出整顿统计报表的决定，但是还有不少单位仍然是任意制订报表，不经核准，随便乱发。北京日报结合着北京市人民政府自上而下的检查，在该市前门区进行了典型调查，并以开座谈会的方式发动广大基层干部进行自下而上的揭发。在深入群众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后，报纸在六月十八日以一版大部篇幅突出地报道了市属许多机关滥发报表的混乱现象。北京日报用丰富的事实材料揭露和分析了这种混乱现象的各种表现。如：一、领导多头，各搞一套，互不通气，重复索取。去年一月到十月，海淀区农林科发给各村的表格就有四十四种，其中有中央农林部门的、华北农林部门的、市农林局及其所属各科的和区人民政府及其农林科的。这些表格很多内容重复，仅调查互助合作运动情况的表格就有五种，而内容基本上相同，只是表格的来源不同而已。二、没有计划，不作研究，边做边查，查了再查。如前门区人民政府工商科，从去年“五反”运动结束到现在，在工商户中作了十八次调查统计，转发和自制了许多报表，但因调查的范围前后不一致，又是分散零星的布置，所以始终掌握不住各行业完整的统计材料。三、要求繁琐，范围广阔，目的不明，脱离实际。如市公共卫生局为了推行新式育儿法和无痛分娩法，本来只作典型调查即可，但该局却向各区卫生所颁发了十分繁琐的报表，要求在居民中广泛调查填报。关于育儿法的调查表有七大栏八十七个项目，连小孩作何玩耍、睡眠时是否摸着母亲的乳房等都在填报之列。关于无痛分娩法的报表有四种，调查所及，包括产妇的文化程度，政治水平，性格，住独院还是杂院，产妇的公婆、姑、叔、父母、兄弟、姊妹、爱人及其他家人对无痛分娩法的认识，等等。四、五花八门，什么都要，无奇不有，莫名其妙。例如市农林局曾要求村里填写农民开荒地点的坡度，统计农民拔除黑高粱秸多少，统计谷子患白发病的株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曾以每人每天二千元的代价，组织居民积极分子统计行人在街头吐了多少口痰。五、随心所欲，遇事统计，浪费人力，在所不惜。例如市农林局今春为各区土种鸡作防疫注射，疫苗总共值十二万元，却发出通知要各区在市民中普遍作一次调查，统计准备接受防疫注射的鸡数。仅东四区瓦岔胡同派出所就为此动员了八十八个居民积极分子，共约花费一千二百多个小时。
北京日报不仅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领导机关滥发报表的严重情况，而且以市公共卫生局所作的育儿法调查、农林局所作的鸡疫苗注射统计和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所作的环境卫生工作统计等典型事例，强烈地宣传了滥发统计报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六月二十日该报对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环境卫生工作统计，就曾作了这样生动的描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曾要各区填报一种“环境卫生工作统计旬报表”，这张报表有二十二个项目，包括：捕打了多少个蚊子，苍蝇，老鼠，打捞了多少斤孑孓，挖灭了多少个蝇蛹，消灭了多少个蛆，打捞了多少斤杂草，堵塞了多少个树洞，填平了多少处、多少公方坑洼，等等。这张报表发下后，立即造成了居民积极分子工作的严重忙乱。卫生委员和卫生小组长们为了完成“任务”，疲于奔命地挨门挨户收集蚊、蝇、老鼠尾巴……。为了弄清数字，他们用戥子来称碎了的蚊子，用细筛子筛那和泥土混在一起的蝇蛹，把带屎挂尿的蛆放在清水里漂。因为上面追统计数字追得紧，有些积极分子放弃了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只知整天向群众要数字，形成强迫命令。有些地方则把入学的儿童组织起来，要他们每天下课后不睡午觉，不作功课，先去打蚊、蝇。自然，不管人们如何努力，也无法把这些蚊、蝇、孑孓、蛆……统计清楚，很多数字都是“估堆”“约计”得来的。而为了追求数字，有些地方更出现了买卖老鼠尾巴和以胡萝卜根冒充老鼠尾巴的事情。
北京日报以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人们认识滥发报表的恶果，那就是：“严重地增加了基层政权机关的工作负担，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烦扰；同时，也妨碍了正规的国家统计报表的及时而正确的上报。”正因为报纸不是一般地和泛泛地进行揭发，而是尖锐有力地进行了具体的揭发，因此该报这一批评立即引起了有关机关的警惕，并吸引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自下而上的监督。例如市教育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原来对于纠正滥发报表现象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自从六月十八日北京日报揭发了该局各科、室互不联系，乱向各区人民政府文教科布置报表的情况后，该局“大部分工作人员对滥发报表的严重后果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该局翁独健局长并于六月二十日召集全局干部作了一次报告，要求对现有表格进行清理，并规定了纠正滥发报表的具体办法。读者宋相舟、齐孟侯在发现中央一级招待所办公室不与当地工商行政部门联系，自行通过旅店公会向商户布置“私营饭店旅馆调查表”后，立即向报纸投书，要求“国家统计局纠正中央一级招待所办公室这种滥发报表的行为”。
自然，反对滥发报表，并不是取消一切报表。北京日报在六月二十日“认真整顿和加强统计工作”的短评中曾着重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不考虑实际需要和可能，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地制订的，不经核准、随便乱发的“许多不切实际，既难填、又无用的统计表格”。所以反对这种统计表格，“正是为了克服目前统计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和加强统计工作”，为了“逐步地建立起实用的可行的统计工作……使我们能掌握准确的统计资料来制订计划，指导工作，更好地为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报纸明确地提出反对什么，建立什么，这就为广大群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北京日报不仅在短评中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在以后的报道中，陆续地反映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教育局等单位初步整顿统计工作的情况。显然，北京日报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特别需要运用具体生动的事例，报道各单位在整顿统计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深入批判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从而改进了工作作风。应该指出，北京日报在揭发滥发报表现象的同时，没有对这种现象所由产生的思想根源进行分析批判，这不能不是一个缺点。
除北京日报外，近来上海解放日报、湖北日报、黑龙江日报、四川日报、西康日报、绥远日报等报也曾对滥发报表现象进行了较为有力的揭发。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除公布了华东行政委员会关于整理统计报表的指示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制止滥发调查统计表格的命令外，都曾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地报道了滥发报表所造成的严重混乱现象，湖北日报并在短评中号召“全省统计工作者和全体工作同志要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来揭发和检举滥发表格的现象，以达到坚决肃清滥发表格的目的。”黑龙江日报在五月份曾结合“春耕生产是当前农村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宣传，连续发表读者来信，对某些领导机关不考虑小农经济和农村工作的特点，主观主义地乱发报表的作风提出批评，指出领导机关应该“多派人直接到下边去，找下边同志面谈，研究实际情况”，“多做典型的调查研究，多自下而上地集中群众的要求”。四川日报、西康日报和绥远日报则通过一个区、一个乡、一个村的典型调查材料，揭露了滥发报表对于农村工作和生产的危害。目前各地正在深入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和大力清理农村的“五多”现象，报纸要善于抓住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重大的或带普遍性的问题，有力地运用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批评的武器，掀起群众性的监督，来抵制“工作繁乱而使群众疲于应付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为“实现一个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简民勤的政策”而坚决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