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他们——敦煌研究院人物写意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请记住他们
——敦煌研究院人物写意
本报记者李泓冰
敦煌，像是以唐代为中心的华夏祖先丢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微笑——灿烂的、骄傲的、又有一丝挑战味道的微笑。
飞往敦煌。背负青天朝下看，立即被弥漫于祁连山脉四周的茫茫大漠所震撼。大片大片的荒漠中，常常不见一丝丝人类留下的痕迹，只有风和沙默契地相依相偎，涂抹出一望无际的荒凉；只有天上的云朵偶尔打破沙漠的寂寥，投下一团团云影，给干烈的黄沙以暂时的呵护和荫蔽。
沙漠广阔得让人疲倦，然而敦煌终于到了。
这是一小片绿洲，绿洲的边缘浮起了祖先留给我们的那个拈花微笑——莫高窟。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变得十分遥远，因而这微笑显得越发瑰丽，甚至有些诡异。
走近敦煌，走近莫高窟，对于那柔媚的线条、酣畅的色块以及历千年方造就出来的曼妙奇幻的佛国境界，并没有因前人对它们的一再描述，而稍减身历其境时的不可思议之感。但是，更令人急切地想走近的，是虔诚地膜拜于这朵微笑脚下、倾毕生精力保护并诠释着敦煌艺术的人们。
　　走进去是满头青丝，走出来已是鬓上飞霜——段文杰轻轻一笑，又痴迷地钻进他的洞子里
很早就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倾一生心血于这荒凉而又神奇的石窟，可是他们是怎样在各种磨难中坚定着一生相守的誓约？继他们而来的后辈，又是怎样抛离越发诱人的红尘，接过石窟中代代相传的薪火呢？
常书鸿已于今年春天仙游方外。年逾古稀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则还厮守着业已厮守了近５０年的敦煌。刚刚遭到一场大病折磨的段老，瘦得脱了形，但在人前仍是目光炯炯，说话底气依然，舒朗的眉宇之间有浸润极深的慈和之态。谈及前尘往事，生在四川的段老平和得有些漠然了：“１９４３年留法画家王子云考察敦煌之后在重庆沙坪坝开了一个画展，看了以后，我就对敦煌念念不忘；继而又有张大千在重庆上清寺展览他临摹的莫高窟壁画，对我的吸引力大极了。那时候时局不靖，但是不管怎样，敦煌我是非去不可的了。”
不过，段先生起初并没有打定主意在敦煌干一辈子，他只是想临上一两年的壁画，如大千大师一般，然后就继续搞自己的人物画创作去。可是，“不知怎么就再也走不了了。壁画上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手法、绘画技巧……太多太丰富，一辈子学不完。”
１９４４年２月，以常书鸿先生为首任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莫高窟，主旨是“寓保护于研究”。两年后，段文杰等先生应招而来。这里杳无人烟，只有个把喇嘛、道士，还有４个负责守窟的警察。然而段先生他们自己是根本没有时间寂寞的。因为４９２个神奇的、在曼妙轻盈的飞天护翼下的佛国洞窟，着实使他们忘乎所以。他们用最原始的办法，比如清除积沙、修起围墙，保护已是饱受蹂躏的莫高窟，没日没夜地临摹、测绘、摄影、翻阅史籍和佛经……只为有朝一日能通过他们的手，让世人知道这些稀世之珍的艺术价值。
只比段先生晚来一年的史苇湘，当年从人烟稠密的巴山蜀水来到敦煌，路上几乎走了４０天！回忆起初见莫高窟的情景，他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和冲激相比拟。”
另一种震撼和冲激还在于，这份祖先慨赠的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宝，在旧中国却一直受到子孙们的冷落，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危乎殆哉了，更不要说它还不断地受到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中国学者和艺术家的自尊终于由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昂然带到这大漠深处。
最初的艰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学富五车的学者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一身穿戴比穷苦农民还困窘，挖土、背粮、赶大车，什么体力活他们都得干。解放前，交通不便，银行趁机放利，那点微薄的工资一年半载才发一回，以至于职工们常常借粮而炊。就是到了６０年代，莫高窟还没有电，喝的是苦水，孩子进城上学得走２５公里，只能每周用马车接送。至于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家境，施萍亭先生的描述可见一斑：“直到８０年代初，以我们家为例，家具只有４条小板凳，还是公家发的，这是用莫高窟前死掉的一种叫‘鬼拍掌’的树做的。书架是土的：用土坯做支架，几块小木板拼成隔板；沙发是土的，全用土坯砌成‘沙发’的模样，再铺上旧棉絮；桌子是土的：土坯做腿，桌面则先在腿上搭几根木条，再在木条上砌土坯，然后墁光、刷上石灰；睡的是土炕——清一色的土制家具。”
这里即使僻居大漠，也难逃红尘劫数。反右、“文革”……运动的风暴照样也光顾过莫高窟这片净土。可是至今他们都很少提及自己个人当年的委屈，只是常常听到他们欣慰地说起，即使在“文革”中，敦煌石窟也没有受到丝毫破坏。他们也欣慰地说起１９８１年邓小平到敦煌过问段先生之后，指示改善敦煌研究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过努力，终于大有改观。
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的时间最长。医生本不许他再回敦煌，坚持要他留在兰州养病，段老不以为然，固执地回到莫高窟。他一指莽莽苍苍的黄沙碧空，说：“哪里也没有这儿的空气新鲜，哪里也没有这儿安静。我一去北京就住不惯，太闹了！”
在世俗的眼光里，段先生这一生都在服着漫长的苦役。他几乎没有什么凡人轻易就能享受的欢乐，老伴和孩子一直在兰州，老伴去世了，他更是把石窟当成了家，终日揣摩遐想，更把辽远的笔墨化作今天的纸上烟霞。为了敦煌石窟，他求才若渴；且与美、日等国文化机构友好合作，孜孜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眼看着敦煌研究院一天天成长成熟，名副其实地成了敦煌学的故乡——看到段先生那慈和的目光，不由想到，如果有谁傻到去问段先生是不是后悔当初的选择，恐怕他真会把你看作白痴。
　　敦煌有一奇女子，她的塑像收藏在中国美术馆——风风火火、让部下有点发怵的樊锦诗
１９６３年，敦煌研究所来了位纤巧机灵的上海姑娘——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她出入洞窟之间时，觉察到有几双目光老是在盯着她，她有些纳闷。直到有一天，一位美术工作者对她说：“我们想以你为模特儿，搞一个雕塑，能不能提供一张你的照片？”樊锦诗这才明白，可是这位从不在意自己的美丽的姑娘，居然没有一张自己的玉照。想了半天，才找出原来学生证上的一张证件照。后来，一尊少女塑像完成了，英姿勃勃的短发、纤细的身材、灵秀的眼睛，虽然学生气十足，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和自信——活脱就是个樊锦诗！塑像的作者将之命名为《青春》，后来被收藏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
今天的樊锦诗，纤巧依然，作为常务副院长，成熟中那几分洞若观火的犀利让她的部下有些发怵。８月２１日上午，是敦煌石窟文物保护陈列中心的竣工典礼，中日贵宾陆续来到。一位研究院的小姐笑吟吟地向樊锦诗走来，说：“您今天穿得好漂亮！”她却沉着脸说：“先别管我漂亮不漂亮！和你们说好８点一定到，现在已经８点１０分了，为什么不守时？”
遇到她的那天，樊锦诗穿着蓝色的短袖牛仔衬衣，脚下的球鞋满是沙土，一副干练的打扮。她率直地说：“不是不想回上海，上海当然是好地方。可是我已经习惯了这里，而且我的位置只能在这里。”３１年了，她从来没有把妈妈接到敦煌来过，一是怕妈妈无法适应这里的艰苦环境，二是怕妈妈看了以后会心疼自己。
然而她却把自己的丈夫吸引来了。她丈夫原是她的同学，本来一直是搞商周史研究的，可是为了妻子的事业，他从兰州到了莫高窟，改行研究妻子所钟爱的石窟历史。谈及此，樊锦诗俏皮地说：“他也叫没办法，谁让他跟我是同学呢！也亏了他，不然，谁肯到这洞子里找老婆？”
樊锦诗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曾经有一位北京的记者采访了她，在报道中把她称为“敦煌的女儿”，后来传来传去，传成了“敦煌之花”。她显然不太喜欢别人这样叫她，也是，拿“花儿”来比樊锦诗，不仅俗了，而且也不伦不类。花儿能在沙漠里扎根吗？那瞬间的美丽能和这份坚守艺术净土的韧性相提并论吗？
　　他加固着逐渐风化的山体，为石窟延年益寿——中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博士李最雄
一直在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埋头学术研究的李最雄觉得委屈极了。他的“应用ＰＳ—Ｃ加固风化砂砾岩石雕的研究”鉴定会后，由于一些非学术原因搁浅了。这是１９８４年。
忽然，段文杰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诚邀他去敦煌研究院任保护研究所副所长，而且，还未报到就决定派他去国外学习。
李最雄没有辜负这番苦心。
敦煌石窟的壁画经过千年风雨。怎样防止壁画鲜艳的颜色慢慢褪去，怎样防止山体的风化危及石窟？李最雄对症下药。他成功了！
他重新进行他对防止石窟风化的ＰＳ材料的研制。终于，这种材料被证明在西北干燥环境下对土制及石制文物的保护极为有效。１９８７年，在樊锦诗的主持下，ＰＳ材料通过了第二次鉴定。他进一步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合作，研究莫高窟崖顶风化岩面的化学加固，经过实验，发现仍是ＰＳ材料最为理想。８月下旬，在距莫高窟１００余公里的榆林窟，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用李最雄研制的ＰＳ加固材料进行表面加固和裂隙灌浆。
１９９１年初，一篇《敦煌壁画颜料的变色研究》使他获得了东京国立艺术大学文物保护科学博士学位——他成为中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当时他的日本导师千里迢迢特地赶到敦煌，在莫高窟为他颁发博士证书。
李最雄１９６４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本来和敦煌毫无干系。可是，敦煌像是一口深邃而迷人的井，走近它的人很难不掉进去。迷住李最雄的有两点，一是保护敦煌石窟艺术本身，“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业，参与其间是一分光荣”；二是老前辈的奉献精神，“和他们比，我们现在的条件好得多了”。
为了李最雄的事业，他那本是十分要强的爱人４０多岁就退了休，在兰州家中抚育两个孩子。自从到了敦煌研究院，他回家的次数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即使回兰州，也要忙到深夜，才能去见妻儿一面。记者曾经到过李最雄在莫高窟的宿舍，应该说比之常老和段老当年要好得多了。两室一厅，生活用具都简单到极点。工作间塞了满满的书和试验品。没有冰箱，厨房里是吃剩的干馒头和几包方便面。
遥想千百年前，数不清的无名画匠、塑工来到这片荒漠中的小小绿洲，虔诚地献身于这个艺术的洞天福地，后人们曾从出土文物中发现过他们鬻儿卖女的文契，其困苦可想而知。千百年后，又有一批优秀的华夏子孙远离繁华，来到这里，倾一生心血，维护住这点灿然的艺术香火——这或许真的是一种宿命？黄土地上出生的艺术家和学者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宿命。他们远隔千年而遥相呼应，如同大漠碧空上的云影，执著地为这片一望无际的荒凉带来文明的润泽和荫凉。
一位敦煌研究院的先生说：“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体，却多半默默无闻。”
一些以敦煌为背景的舞台影视作品早已声名赫赫，其中却没有为之付出心血的敦煌学者的名字。是的，敦煌人痴心艺术，不谋名利，可是我们不能像千百年前的人们漠然抹去了创造敦煌艺术的大师名字那样，把当代为艺术献身的人们也悄悄遗忘——否则，子孙会像我们责备前人一样责备我们的冷漠。
请记住他们！（附图片）
解放前，段文杰（前面赶车者）等在前往榆林窟考察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