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篮子，我们该如何提？ [复制链接]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综述

　　菜篮子，我们该如何提？
本报记者江夏
近来，小小“菜篮子”再次成为许多地方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不久前，本报与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和广东惠州市政府联合举办了“全国菜篮子工程研讨会”。来自政策研究部门、经济综合部门、菜篮子生产和销售的主管部门、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批发市场的实干家各抒己见，把对“菜篮子”问题的种种议论从表层引向深入，对体制转换时期“菜篮子工程”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菜篮子涨价的背后
菜篮子工程实施６年，副食品供应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农业部副部长张延喜说，过去我们只敢跟人家比块头（总量），不敢跟人家比人均占有。现在不同了，菜篮子里装的肉、禽、蛋、奶、鱼、果、菜７个大品种，产量都是成倍增长，其中几个主要品种的人均占有量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国内贸易部副部长何济海也深有感触地说，菜篮子产品不仅数量相对充裕，而且品种多样，质量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这些产品季节生产、全年供应、鲜活易腐、不耐贮存，而且品种繁杂，消费需求多样，真正做到供需平衡难度是很大的。国家经贸委市场流通司司长姚成海的判断也大体如斯：从总量上说，吃的商品在几个大品种上基本可以平衡，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价格问题。
副食品价格为什么上涨得这么快？大家列举了许多原因，如：粮价放开，养殖业成本增加；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加之秋淡来临，导致菜价上扬；运输成本上升，流通费用增加；一些不法商贩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等。但在这一切表面原因的背后是什么呢？
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副主任程漱兰认为，一遇风波，即现危机，这暴露了我国农副产品产销的深层次矛盾——组织化程度过低，抗逆性差。国务院研究室研究员游宏炳说，副食品价格波动过大的重要原因是生产和流通的不稳定，生产和流通越分散便越脆弱越不稳定。
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副所长刘文璞则把副食品价格上涨过猛的原因概括为两个方面：生产成本上涨过快和流通费用上升过猛。前者主要表现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大超过农民收益的增长幅度，后者主要表现为中间商获利过高。他提供了一项对几个城市几种蔬菜流通费用的统计，其中大部分品种的零售价中，流通费用占了６０％—８０％，最多的达到９０％，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出了高价，农民却获利甚少，中间流失太多。平抑物价应该针对这两个因素下力气。
　　　　菜篮子面临新难题
财经领导部门副局长范照兵这样评价菜篮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它的意义不仅是改善了副食品的供应状况，更在于对农村改革起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提供了一些好的思路和经验。当初制定的目标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菜篮子工程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建设的规范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管理体制改革等许多新的问题。
就拿生产来说，过去的副食品基地大都分布在城近郊区，但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工业的扩散，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发生了变化。尽管政府对菜农的扶持不断增加，郊区的菜田仍在大片地消失。原有的副食品基地正慢慢从近郊向远郊转而向一般农区、从沿海向内地、向气候适宜、成本相对低廉、运输条件良好的地方转移。专家们解释说，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市场经济推动生产走向专业化、区域化的必然结果。以往大中城市以自给为主自保菜篮子的思路面临着挑战。
再看流通。这些年，虽然我们建了不少市场，但是以集贸市场和空间上扩大的集贸市场为多，即使是具备了相当规模的批发市场，也往往是功能不全，交易不规范，成千上万的人涌进批发市场，进行对手交易，场外车堵马叫，场内人头攒动。考察过不少国家的专家说，发达国家的批发市场只有数量不多的中间商和持照代理商才有资格进场依法交易，而且是公开竞价，透明度很高。而我们的一些批发市场连起码的结算和信息发布功能都不具备。信息不完全或失真，必然造成盲目性，带来价格的扭曲。法制法规不完备，就很难避免秩序的混乱和欺诈行为的发生。
随着人们从温饱走向小康，菜篮子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多次直接给予关注。农业部市场信息司司长闵耀良说，改革发展到今天，农民有权按照市场需求和赚钱多少决定种什么、种多少；副食品的经营和价格也已经放开。对菜篮子问题政府要管，而且要切实管好，但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回到一切由政府包下来的老路上去。新时期解决菜篮子问题，要有新思路，新机制，新招数。
　　　　菜篮子：今后该怎么提？
菜篮子虽小，却沉甸甸地装着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装着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装着改革顺利推进和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今后，这菜篮子该怎么提？
内贸部消费品流通司副司长汤勇认为，菜篮子工程应该逐步转到讲究经济效益的轨道上，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冲破地区封锁，发展大流通，最终由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负责全国的菜篮子。
华南农大教授江华认为，菜篮子的基础是菜园子，副食品供应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关键取决于农民的状况。而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在流通环节上经常受到盘剥，国家所给的优惠有不少流进了中间商的腰包。程漱兰说，保证副食品供给的前提是保证农民有合理、满意的收入，而不是一味让农民作牺牲尽义务。应该兼顾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专家们众口一辞，认为应该把市场体系的建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华南农大经贸学院院长温思美说，我们的政策设计应该以建设完备的市场体系为出发点，这个体系中应该包括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农贸市场、零售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特别是要建设一批规范化的中心批发市场，并使其具有信息收集和发布、价格形成、质量监测、结算融资等多种功能，从多头交易转向公开竞价，并且尽早立法。
谈到珠江三角洲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建设，几位专家论证了在惠州建立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区位优势——距香港和深圳最近的中等城市，资源优势——每年上百万吨需要外销的农副产品，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深水港、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如此理想的商品集散地至今尚无大型批发市场。有专家向到会的惠州市副市长黄柏青建议，惠州筹建中的新市场应该高起点、高层次，建成基础设施齐全、法规制度健全的现代化大型综合批发市场。
培育市场经营主体是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温思美、江华认为，在农产品市场的营销活动中，农民始终是重要的经营主体，因此应特别注意培育能代表农民利益的有组织的经营群体，让他们以团队的形式进入市场，参与经营和竞争，形成规模，提高效益。
在新形势下实施菜篮子工程，政府应该做什么？与会的专家学者几乎不谋而合：政府应从直接的经营环节中退出来，主要通过对市场特别是大型批发市场的宏观调控，来组织生产、调整结构，影响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行为，以此实现对副食品供需及其价格的宏观调控。这就是说政府要掌握强有力的调控手段，加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市场风险基金和储备体系。
邹家华副总理专门为这次研讨会题词：“菜篮工程牵心头，千家万户日需求，市场供应满保障，物美价廉民不愁”。这是勉励，更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