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归农门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重归农门
本报记者江宝章
真是应了那两句俗话：“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８年前，当福州市仓山镇小巷村村民林强庆幸自己因土地被征用而跳出“农门”时，他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会为此而后悔；而鼓山乡的姜守春同样也料想不到，当年，为没能“农转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怨天尤人，情绪低落，如今却成为众人艳羡的对象。前些日子，林强找到村长，希望能回村重新当个村民。村长遗憾地告诉他，这不可能。在鼓山乡上洋村，姜守春的模具厂正开得红红火火，左右乡邻都说，守春发了。
黯然失色的“农转非”
不久前，郊区先锋村因部分土地被征用，４００多户农民将被转为城市户口。消息传出，村民们全都拒绝农转非。直到村委会答应所有转出去的农户仍然享受村民待遇才罢。台江镇红旗村，１９８９年以后每一次农转非都要费尽周折。鼓山镇上洋村，去年两批农转非指标均未完成。在洪山乡，在盖山乡，在环福州的各个乡镇，“农转非”不再是大多数农民孜孜以求的梦想。
福州郊区区委书记陈伦一语道破了个中缘由：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郊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乡一体化自然的历史进程。
当了几十年农民的先锋村村长张金魁谈起这几年农村的变化别有一番感受：早年，农民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泞，劳动强度大不说，在子女读书就业、劳保福利等方面也无法同城镇居民相比，农民能不想往城里跑吗？
这几年，先锋村利用地处城郊的优势，办起了５０多家企业，全村的社会总产值已超过１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３０００多元，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村办企业的股份，村民子女可享受从小学到初中的免费教育，老年人每月可领到１００多元的养老金，村民生病还可报销５０％左右。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今天农民的生活质量都不比城市居民差。
３１岁的村支委林瑞娟坐在我的对面，５年前，为孩子的教育着想，她急切地把户口迁出了农村。“现在看来，这毫无意义。”去年她的收入远远超过她那在城里工作的先生。在台江镇的红旗村，随便走进一户人家，８０平方米一套的新房明亮宽敞，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一应俱全。全村９０％的农户都已迁入新居。
城市不是梦
四面环城的福州郊区，原来主要向城市提供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在改革开放的１５年间，随着城市、农村经济的互相渗透辐射，已逐渐长入城区，与城区融为一体。在几年前还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地方，变幻出如林的高楼和纵横交错的公路网。
东面的鼓山镇，福兴投资区其势如虹；西面的洪山镇，科技园内群英荟萃；凤凰小区，百楼矗起，已不见当年的荒郊野地；左海公园，风光旖旎，全然是现代都市模样。入夜，车声与弦歌齐鸣，路灯共霓虹一色，令人恍然不知身在何处。
１９８７年，福州郊区的社会总产值才７．７６亿元，人均收入不足６００元，而在去年，郊区的社会总产值已突破１００亿，增长近１２倍，郊区的经济实力已与城区不相上下。当城市居民的住房面积还不太宽敞的时候，郊区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４０平方米左右；当城市一些企业经营出现某些困难的时候，一些乡镇企业却表现出巨大的活力。１９９３年，福州城郊许多乡镇农民人均收入已达到２２００多元，劳动力收入６０００多元，无怪乎对许多农民来说，城市风景不再“独好”。
鼓山沧桑
对于福州郊区农村这种历史性的巨变，福州鼓山镇党委书记冯志殿感受最深。这位从１９５８年起就担任村干部的党委书记一见记者就说：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同样是这方水土这方人，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鼓山乡１．９万个劳力守着有限的农地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社员每天出工８小时，赚８个工分，每个工分值８分钱，自嘲“三八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限制。那时农民千方百计要跳出农门，理由千奇百怪，手法五花八门。每有招工名额，登门求情者有之，上访告状者有之，令乡村干部们十分头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去年全乡社会总产值１８．２亿元，人均收入２５８０多元。全乡出现了５个亿元村和１５个千万元村，拥有各种企业５００多个，其中仅福兴投资区就引进外资项目１３０多个，吸纳外地（包括福州城区）劳力近２万人，年创产值１０多亿元，出口交货总值近１０亿元。
在鼓山镇，记者听到一首农民编的顺口溜：“政策放宽，农民喜欢；收入增加，胜过当官”。连“官”（干部）都可以不当，自然就不一定非要当市民了。记者曾问一位当地小伙子想不想进城？回答说：“我这不就在城里吗？”一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东有鼓山，西有洪山，南有台江、仓山，北有新店，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福州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已势不可当。到２０２０年，一座面积１８２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大都市将取代目前这座６２平方公里的江南古城，古老的福州将谱写崭新的篇章。（附图片）
压题照片：在洪山乡水部村旧址上新建的福新路小区。郑定春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