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增无减，盗版图书、盗版录音录像制品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今年７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再次表明：盗版者，要负法律责任 [复制链接]

第10版(法制纵横)
专栏：

　　如今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增无减，盗版图书、盗版录音录像制品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今年７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再次表明：
盗版者，要负法律责任
李国庆
１９９０年９月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于１９９１年６月付诸实施。
然而，尽管著作权法施行至今已３年有余，但侵犯著作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却有增无减，这其中尤以盗版最为猖獗。
一
盗版图书的出现由来已久，虽屡经清扫，却总是屡禁不止。
以前最容易遭盗版的是社会科学类的畅销书籍，如今却变为街上什么书籍、期刊流行就盗什么。
只要是畅销书，无论其保密工作如“铁壁铜墙”般坚固，在正版发行的同时，众多盗版书会同时出笼，有时甚至比正版书面世得更早，发行得更快，覆盖面更广。
与贾平凹的《废都》正版同时发行的盗版书达１０余种以上；钱钟书的《围城》，在电视连续剧播出几天之后，１０多种盗版《围城》在一夜之间摆上了全国各地的书摊，其行动之快疾，着实令人惊叹。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由萧榕（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仅一个月，盗版书也堂而皇之地上市了，其质量低劣，错误百出，已超出文字句法的范围，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政治错误。至１９９４年２月，共发现７种版本的盗版书约１０万余册，影响之恶劣，可谓前所未有。
北京市版权保护协会对３３家出版社的调查表明，在１９９１年１月至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期间，有１１家出版社的３６种图书被非法盗版。被盗版的图书除了畅销的文学作品、通俗读物以外，还有介绍生产技术的实用类书籍。
书籍被盗版的同时，流行期刊亦在劫难逃。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女友·精华卷》、《读者·精选版》之类的盗版杂志不一而足，严重地败坏了《女友》、《读者》的良好形象。
二
在书刊惨遭“蒙面杀手”盗版的同时，音像业的盗版现象也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有时甚至版权拥有者的出版品尚未问世，盗版即已流传街巷。
李春波的《小芳》正版发行５０万盒，盗版竟达到１００万盒。
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１９９２年出版音带６０种，其中被盗版的达到１０多种。很多精彩的电影尚未在国内市场公映，盗版录像带就已抢先上市。
在音像业盗版之中最为严重的是ＣＤ盘（激光唱盘）的盗版。苏州市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非法生产、销售盗版激光唱盘，并于１９９３年３月至５月向国外非法出口盗版、侵权激光唱盘１２．１万片，影响恶劣。
三
１９９３年初，有关部门曾经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当时的文摘类报刊已有１７０余家，这还不包括各大报刊的文摘专版。
文摘的风行本是无可厚非，但绝大多数报刊从未付过作者文摘稿酬，这就引发了一个盗版的话题！
因为按照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除作者声明以外，报刊可以不经作者许可而转载其他报刊的作品，但应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如作者地址不明的，可以委托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支付。
然而事实却是９８％的文摘稿件未曾付酬。自１９９２年８月至今年５月，收转中心共收到近２００家报刊委托代转的稿费近百万元，这大约仅相当于２０家日报文摘版一年应支付的文摘稿费。
据说有一家大报的文摘版，在收转中心人员受托上门催付稿酬时，答复竟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列支。”
四
仔细探究盗版活动屡禁不止的根源，不外乎以下三点：
其一是法制基础薄弱，行政执法队伍缺乏必要的人力、物力和手段，对盗版犯罪分子的打击不狠、不准。不狠是著作权法中对盗版的行为处罚偏轻，还不足以震慑盗版的犯罪分子。不准是往往打击了零售商，真正的始作俑者盗版商却泰然处之，结果是治标而未治本。
其二是外国及港台地区进行盗版活动的不法分子窥准“广阔无垠”的中国文化市场，乘机大量渗透内地，与国内的一些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守联盟。
其三是国人对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淡漠，缺乏一定的鉴别能力与抵制能力，甚至有许多“见钱眼开”之辈明知是盗版，但为了蝇头之利而大肆购买，从而由另一个角度推动了盗版活动的蔓延。
令人欣慰的是，１９９４年７月５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８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根据此项法律，凡属以营利为目的，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将被视为犯罪行为，行为人除要承担民事、行政责任外，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将被处以罚金、拘役，直至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对广大著作权人和众多的出版社来讲，无疑是个喜讯，对众多的不法盗版分子而言，则无疑是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